晚上九点左右，国保打电话给我，我没听见手机响，今天早上才发现。

开幕前，我在平民电影工作室沙发上懒坐着，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参观者却寥寥。据说警方当天早上还在打“招呼”，要求展出不要贴海报，不能展出“裸露”三点的作品。我对展出开幕式的来客数量预期很低，包括天津一车的拉拉和DC，至多也就近百位吧！突然看到三个不一样的客人，为首的是通州区公安局的国保支队长，着便衣，6月3日他在我家楼下“苦口婆心”地劝我服从上级关于软禁的统一安排；另一位也是便衣，第三位后来才知道是实质是宋庄村委会的“宋庄艺术促进会”工作人员。他们像模像样地“参观”了展览，来回反复确认一些细节。“故人”相见，怎能不打招呼。他们也许没有看见我，我却大声地和国保支队长说话，问他们来干什么。“宋庄艺术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忙不迭给公安局的便衣发材料，问我“是徐总的朋友”，我说“你说徐某某啊”，他又问“你也是公安局的？哪个系统的”，我说“我和他们不是一个系统”。他连忙给我递名片，套近乎，我暗笑，果然是村委会的做派啊！我向国保徐队长抱怨：你看，这么少人来，作品也这么少，还有不让往墙上挂的，多没意思。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关心社会性别的人都愿意来看看。他又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跟着你的车后头来的。巧的是，国保开来的车，正是以前监视跟踪我们的车，我门口刚好看见他们的车开过。一位在宋庄生活多年的艺术家嗤之以鼻：你能相信吗？就是这帮农民以“宋庄艺术促进会”的名义在管理我们这些画家，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决定哪些画不能展出。

开幕式推迟了些，人却来了好多，比我的预期至少多两倍。两张“露点”画作被撤下，只留下画框在墙上，和第三幅作品并排，成为今天的热门：看了第三幅作品，所有人都想知道前两幅作品是什么。不少年轻人还站在画框里拍照。几个参观者笑着说：这两个画框和墙是今天最成功的作品。许多人带了相机摄像机，我自己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只想把所有的影像都留在脑海里。人很多我好开心，觉得很安全。说来可笑，08年软禁刚放松些我可以外出时，最喜欢去超市人多的地方找虚无的安全感。

崔子恩来了，几年不见，他居然变得更妩媚，同志们下回见面，一定要向他请教修身养性的秘方。有一点点意外，看到环保和NGO圈子的一些朋友，也见到维权律师到场，作为观察者以备万一，哈哈。

这次展出有画作、影像、雕塑、灯箱，你能看到的是有限的性别表达，还有很多别样的性及性别观念和具体的欲念，我并不清楚。

我不是艺术家，不懂如何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也不能像NGO同仁一样正常地做些具体的社会工作；也不是专家，未研究中国同性恋的生存状况。我只是确确实实地看见一群和异性恋不一样的人，或快乐或痛苦地生活，社会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但愿将来有更多的性别艺术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和解。

 (今天是胡佳三十五週歲生日，我給他寫信，卻不知如何下筆。心緒煩亂，審查信件的人們，總是那麼討厭-2008年7月25日)

如果你想我，請給風兒捎信；
如果你念我，請讓流水帶來；
請把你的秘密，藏在千年的樹洞裏；
請把你的惦記，折成紙飛機；
我一一收起。
螞蟻搬運大地，
縮短相見的距離。

詞︰曾金燕寫的詩
曲/唱/結他︰班
口琴︰老B
編曲︰小喇叭
錄音/混音︰Edmund Leung
http://www.youmaker.com/

下楼才发现，楼道里、院子里布满了便衣，我能数到的，就有28个。

还在争辩过程中，不知何时人潮涌动，我倒在地上，便衣们踩着我的身子进我的家。

待我爬起时，传出便衣正在我家搜查拘捕我的消息，我翻栅栏出逃。

我和胡佳坐在一辆福特蒙迪欧的车子里，狂跑，我在飙车，国保便衣在后面追。

每次到千钧一发之时，我们又成功逃脱国保便衣的追捕，甚至我们开车跑过监狱，狱友们认出胡佳，却不举报。

山路崎岖，眼看国保便衣的车——马自达6，就要追上我们了，胡佳突然把车停下。

我从梦中惊醒，不愿再入睡。宝宝睡得香甜。

凌晨的时候，恍恍惚惚又进入梦中。我要逃往一个世外桃园，过隐居山野的生活。陆路水路已经被控制，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天空中飞走。

我穿上翅膀，有同伴和我一起飞，但不知道是谁。

在高原最顶端，往东部飞翔。时而穿越山谷，时而擦着峰尖，能看见盆地里城市里繁华的灯光，越飞越低，几乎要撞到地面，却没有力气升起。

休息一下吧。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世界重新回到混沌状态。天与地不分，强大的水流被风推着奔腾。不能再飞了，进入暴风雨，必死无疑。可是必须飞，同伴已经进入暴风雨了。

我展开翅膀，无法控制自己的飞翔。风裹挟着我，顺着河流一起往前抛。比《悬崖上的金鱼公主》里的海浪还要凶猛。无数的急转弯，把我抛给另一条河流上空，却总是不下沉，而是低低地飞在水面。

到了一个高原谷地，看见有人在训练怪兽，我还来不及反应，就掉入了又高又密的草丛，惊起正在孵卵的巨鸟，巨鸟追逐……

梦中醒来，再也不睡了。

不如把6月12日日记中的《梦一枚》附上：

此梦非彼梦。

昨晚梦见我仰慕的X来自由城拜访，随后我领着大伙儿去玩。

来到一座山，慢慢地往上走，美不胜收，每过一个山头，我都对他们说：更美的还在后头！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赤着脚走路，亲近自然，内心安宁平静。宝宝也不哭闹，很是开心。

转弯的时候，看见不远处的山上——准确地讲，应该是高原草坡，高处一小片一小片积雪，低处一小洼一小洼晶莹剔透的雪水，在阳光下闪耀。我赤脚也不寒冷，只有夏日清凉。

抬头看山上还有奇峻的古松，隐约听见瀑布沉闷的响声，山顶还很远，白云在上，风夹杂水汽徐徐吹来，友人们三三两两，X轻轻地对我说些什么，被风带去，我没有听清。梦醒后，白墙冷清，便衣看守，美梦非凡，一天怅然若失。

想起以前做过的一个梦，在北京走着走着，发现一个巨大的庄园，里面的装饰和摆设，全是中国传统大宅院的派头，还有客家风情——不是你在博物馆看到的死气沉沉的摆设，而是确确实实散发出厚重深远的中国文化的大庄园。庄园连着大海，浑然天成。我们流连忘返，不愿归去。突然前方骚动，说大海那边的木桩正在解体，庄园就要坍塌沉入海底，所有的人必须赶快走出庄园，才能逃生。我忘了接下来梦见了什么。

以前做梦，美景乡愁，离不开儿时奔跑的高山小溪。如果梦见自己赤脚，必定是焦虑，非要设法穿鞋不可。近年来痛苦挫折，国保的追赶抓捕常常入梦，心惊胆颤，冷汗涔涔。美梦稀罕，不如记下。

2003年SARS期间，我因一些关于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资料，了解到赵紫阳及六四。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把自己到大学二年级才知道赵紫阳是前总书记当作笑话讲给学姐听，学姐说：“你不必为此难过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2004年开始，胡佳断断续续地被警察失踪、殴打、关地下室。当时我们做的是艾滋病工作，但六四比艾滋病更加敏感。我们小小的艾滋病组织，除了要忍受警察的骚扰，要应对国税地税无理由的稽查，要面临地方当局的驱赶，举步维艰。临近六四，更是心惊胆战。我曾经祈求胡佳不要谈论六四，因为一谈论六四，我们在艾滋病领域所做的有限的工作，受到更多的阻拦和障碍，进一步退三步；再者，因为六四软禁胡佳，我亲眼目睹警察把胡佳推到楼道里无人处殴打却不能把他救下，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后来胡佳从父母家搬到通州，情况更加糟糕。几次寒冬深夜，胡佳骑自行车回来发现国保便衣守住自由城的家，趁国保未发现，他立即骑车离开自由城，北京的冬夜很冷，父母家也是被严密监控，自由城又处郊区，他能到哪里去呢？赵紫阳去世时，胡佳又被打被关到地下室。

和六四相关的一切，仿佛中了黑色的诅咒，它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等待、恐惧、怨恨。死难者的鲜血，让杀戮者不得安宁，也让幸存者和苟活者不得平静。冤魂凄厉，在问何时才有社会正义。在北京居住的伤残者，我见过二十几位，他们的生活，无不艰难困苦。你路过街边破旧的小商铺时，卖给你矿泉水的那位肢残者，很有可能就是六四伤残者中的一位——不过他的小商铺在奥运前被拆迁了。你接受技艺高超的盲人师傅的按摩时，也许没有想到那位寡言的失明者，是因为六四永远陷入了黑暗。

我是个苟活着的小女人，处处谨小慎微，不被逼到南墙，不敢、不愿反抗——一般来说，反抗的牺牲远远超过忍耐，可忍耐也一样煎熬。胡佳入狱，健康状况恶化，我只有坚持不断地给监狱电话，要求及时恰当的治疗。国保找我谈话，警告我在六四问题上保持沉默，否则“你的问题，又会有一个“质”的升级，何况胡佳在监狱里，健康状况是入狱以来最糟糕的状况，可能比现在所知的还要糟糕，他的任何改善也少不了我们国保的努力……”。接受了国保的“谈话”后，夜里我睡不着，晚上听见铁椅子拖动的刺耳怪响，觉得便衣正在头顶上，或是楼道里。有时又觉得有便衣正在开我的门——这是我的幻觉吧！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到门口看一看，不敢去确认门已上锁。

6月3日早晨八点左右，我抱孩子说笑着下楼。原计划先上班，后给母亲庆祝生日，定了奶酪蛋糕，下午三点送到公司。小院子铁门口，耸立两大汉堵住门，另一男子站保安亭门口，又一男子直面走来说：“你今天出不去”。说话的是通州分局国保王海旺，我说你们凭什么！你们这是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让亲戚把孩子带走，不要让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和国保几经争辩，无效，我拨打110报警，警察在电话里确认了我的姓名后，拒绝出警，说你今天是出不去。通州国保杨春涛、徐建强等人来了，有几个便衣很面熟，但是不知道姓名。他们不来还好，一来更是勾起了我努力忘记的往事。04年以来他们对胡佳的殴打、软禁、失踪、侮辱，一幕幕涌上心头。我哭着责问他们：你们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你们还想干什么！你们已经把胡佳送到监狱里了，不如把我也送到监狱省事吧！邻居们远远近近地看着，一个似乎是居委会的阿姨来劝架，说国保是履行公务不要责怪他们。我对她说：阿姨您别劝，不然我连您一起骂！您为什么不对国保说：让曾金燕出去不就得了，这本来就是她的基本权利。来了好些个居委会的大妈，似乎是随时待命，国保们在三个路口都分布了人，还有一队迷彩服者在不远处慢跑。有便衣从小区大门口的警务工作站送车钥匙进来。又听说小区大门口也分布了便衣。

开始我只是抗议，越说越伤心，哭起来了，情绪不能控制，接电话的时候，也不能平静。北京市的国保也来了，看着我，给我做思想工作。国保都说是国家大的政治环境，我必须服从。这两天就出不去了。站到十一点多，我腰痛，还是不让我走出去，我坐在院子铁门口，努力让自己平静。

因参加了一个远程教育的课程，包里常放一些英文材料。前几天刚好找出两年前存的Defending the Rights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捍卫人权捍卫者的权利），一直没读完，我坐在树荫下，开始从头至尾读。国保屡屡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到院子里面去座谈，劝我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不想吃也不想喝，谢绝了他们买的矿泉水。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母亲拿着水来看我，她没有说话，只是很悲伤地看着我，连国保都对她说：“您回去吧，金燕一会儿就回去。”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抗议无效，依旧不能走出去。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也一直没有吃饭。

我上网向朋友道平安。哄宝宝睡觉。宝宝醒来家里待不住，让母亲带她出去玩，发现便衣也是跟着她们。再想上网时，才知道家里固定电话和网络都被切断了。没有了网络沟通，被软禁在家里，没有外界的消息，仿佛突然掉入了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我一次又一次给中国联通打电话，要求恢复电话和网络。直到6月4号傍晚，网络才恢复。

婆婆打电话告知，派出所查我母亲等人的暂住证之事，婆婆家里四周，便衣也上岗了，公司门口，便衣也上岗了。竟有她也认识的便衣，婆婆便走上前去打招呼，看他的反应。

今天6月4日这一天，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只是看见天空的颜色很诡异，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大风，有些许雨点。上天在看着大家哪！

六四20周年，无以悼念。发掘真像，传播真像，找回社会正义，祈祷亡灵安息。记下这篇博文，驱逐内心恐惧。

http://www.reuters.com/news/video?videoId=105645 

Some …political police came to talk to me, ask (asking) me to keep (in) silence about June 4th. They… went to my company to talk to me. So… I… haven’t done anything about June 4th because I have so many fears in my heart. I don’t want to … do anything as they required. It is my basic human right…my basic civil…civic right to go out of my…home.

第一部分：邓玉娇案情简介（对此案已经了解的网友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

第二部分：中国南部某女律师介绍精神病院的情况，出于安全考虑，该律师匿名；

第三部分：中山大学教授、当代知名女权主义者艾晓明老师访谈；

第四部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知名批评家崔卫平老师访谈；

第五部分：被殴女记者孔璞与友人的电话交流（来源于网络）。

片中音乐Wadidyusay为网络共享音乐，特此感谢创作人Zap Mama。

网友Edo对此有重要贡献，特别感谢。

欢迎任何反馈和评论，只是不能保证一一回复。

收听、下载播客，请点击http://www.box.net/shared/8dhe3ysso3

传播此播客，请粘贴如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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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内版，片长318分钟，国际版（在戛纳电影节上播放的版本），片长120分钟。导演赵亮。

2009年5月24日-30日，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宋庄进行。5月29日下午1点，我到现象工作室看了318分钟版本的《上访》，随后主办方做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

看片现场情况，可点击http://fanhall.com/group/thread/14480.html

我希望能有机会再看一次此片。虽不知其发行渠道，但相信此片不久就会流传开。

上访是又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象，根据社科院于建嵘老师的介绍，现政权的上访起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虽然它一度成为文革时期派系斗争的工具，但总的来说，上访是弱小无势力无“关系”者在穷尽司法途径不得社会公正时，寄托于青天大老爷的一纸批文可以确实地解决他/她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挽回损失，过上正常的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上访不得结果的经历，让一些访民痛不欲生，却又欲罢不能。一再的挫折，使他们更加焦虑地寻求有朝一日的正义：万一这一次香港回归中央重视访民的冤情，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呢？除了寻求公义的渴望，诸如此类的幻想，成了支持访民坚持上访的一剂安慰。

上访众生相

《上访》完整版共分三部分，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2008年，整整12年。第一部分描写上访者的众生相。男女老少，来自五湖四海，民族也不尽相同，齐聚北京上访，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为了被杀被残的儿子，有的为了屈死的老公，有的为了被拆迁或收回国家的房屋、田地，有的为了身后数百名生活无依无靠的下岗工人，有无权无势的民办教师，有无故被通缉的私营小企业主……最讽刺的是，也有律师为了律师事务所的冤情上访，也有前政府中层干部上访。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是一部血泪史——要不是有莫大的冤屈，要不是已无立足之地，谁会选择来京，饥寒交迫，被城管警察东撵西赶又殴打，在各部门信访办受尽白眼和踢踹？白天，他们像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样，一次又一次到各相关职能部门排队领表上访等待面谈；其余时间，千方百计地躲开城管、警察和地方劫访的官员，做一些维持生计的活计。所谓劫访，即地方官员把上访人员劫持回乡，阻止其上访进而影响形象及政绩。访民们有靠捡破烂为生的，有靠在火车站出口卖地图为生的，也有靠老家对他们寄予申冤厚望的乡亲捐款为生的。住上几块钱的小旅馆，是访民们最幸福的事情了。桥洞里，临时搭建的窝棚，甚至一块塑料布，都是居住的好去处。一位驮着棉被的民办教师说，只要找个不被露水湿了的地方就可以了。他向另外一位访民借一块塑料布，对方屡屡嘱咐他：要铺在平整的地方，免得压破了。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瞎了眼的司法体系。侵害他们权益的，要么是有权有钱者，要么干脆直接是政府部门。

上访母与女

影片第二部分描写来自南京的一对上访母女。这部分是整个纪录片的亮点，它可单独成一部片子。现实比小说、戏剧往往更加可笑、可悲、可叹。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一名妇女（戚华英）和丈夫（方大胜）接到通知双双去医院做体检，医生建议给丈夫输“营养液”，结果丈夫在输液过程中昏厥死去。地方政府把尸体火化后说其病死。该妇女不服，要不到说法反而被指有精神病。她带着4岁的女儿（方小娟）到北京上访，一直至今。中途多次被遣返、关押到收容所、拘留所、精神病院。4岁的幼儿渐渐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流落街头，或居窝棚，除了保安、城管、警察还有盲流，母亲怕她被坏人拐骗发生不名誉之事，对女儿看管非常严厉。处于青春期的方小娟，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也对上访这条路彻底死心。当获知自己是戚华英夫妇收养的女儿时，方小娟的愤怒和不满终于付诸行动——她选择离开母亲，离开上访之路，过自己的生活。刚开始是和一个“真心对我好”的男孩子坐上了开往连云港的火车，后来到了江苏泰州。走投无路的小娟，给曾经一再对她们母女示好的信访局张云泉局长打电话了——这在母亲戚华英看来，是小娟对她最致命的伤害。

张云泉罗生门。《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方媒体纷纷报道张云泉“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信访局长的好榜样”、“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总之是又红又专的官方典型样板人物。他之所以红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处理了小娟家的案子，认小娟为干女儿，使她“从蓬头垢面满身虱子性格怪癖冷漠的小姑娘变成漂亮能干的姑娘”。连作家张耀杰都采信了官方对张云泉的报道，在胡平等人举办的网络期刊《人与人权》撰文《信访制度与人权保障》时，把方小娟碰到张云泉作为一个例外的幸运儿案例写入文章。而方小娟认为她和张云泉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方小娟在泰州要生存，要发展，走投无路给张局长打电话，张局长确实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还在方小娟生日时为她庆生。而张云泉也需要通过方小娟的屈服认可来树立典型，进行宣传报道，进而升官。虽然张云泉一直想让方小娟认其为干爸，但方小娟呼其伯伯，直至那次庆生，她改口叫了干爸。对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方小娟与母亲重逢时不承认报道里自己的说法，她对母亲说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说了父亲冤死母亲上访的情况，也不承认母亲是精神病，可是记者怎么写她控制不了，她说自己没有背叛妈妈，并且向母亲承诺将来再也不和张云泉来往，不接受记者采访。母亲戚华英认为正是张云泉以及和他一条战线的官员，造成了她们一家的悲剧。如果地方上及早解决她丈夫屈死的案子，她也不用在北京耗日子上访，更不用一次次被收容遣送，被关押在看守所，被关到精神病医院吃那些会导致人精神错乱浮肿病倒的药物。而母亲上访的要求，仅仅是当局就她的丈夫的死亡给一个“说法”并惩治相关责任人等。母亲认为如果不是她一直上访要求公正，张云泉可能升官发财得更快，比现在居更高的官位。

2006年，方小娟结婚生子，带着爱人与婴儿，来北京寻找妈妈戚华英。在北京南站、信访接待站的胡同口，在廉价脏乱的平房区……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经过几天的询问与打探，在一个大妈的带领下，她找到了母亲。当年一气出走的小姑娘，如今带着丈夫孩子找到了一直上访的养母，见面时是什么情况？我认为这个重逢的镜头，超过了所有语言能诉说的力量。是整个纪录片中最动人最心酸最震撼的一幕，比因逃避追撵撞上火车的孙三女散落在铁轨上的一个手掌还要抓住我的心——这个对比本身就诡异不当。母亲没有和前来相认的女儿说话，反而和领路的大妈骂开了，她既骂领路的大妈别有用心，把不该领来的人领来，又骂远在江苏的张云泉——我流落街头忍饥挨饿拉扯大的女儿，怎么就转眼被你抢去成了你抚养长大的女儿，还骂间接地骂了不懂事的女儿，认贼作父比抛弃母亲还要更深地背叛、伤害了母亲。领路的大妈要戚华英不责怪方小娟，屡屡说自己没有别的心，就是想让她们团圆，还说让戚华英打自己以消气。在母亲与大妈两人看似毫无意义的对骂中，背叛被宽容了，时间的隔阂也被消淡了。终于，母亲和女儿流泪走进小屋，镜头停在下垂的门帘上，里面断断续续传来母女的声音。

母亲无不担忧地责怪女儿：你们怎么可以去中纪委找我！你们夫妇在那里挂了号是要被追杀的呀！母亲把前房东给的衣服挑挑拣拣，要留给女儿穿，又拿了玩具笑着逗外孙子，坚决不肯收女儿给的钱，临走一再嘱咐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住所。女儿告诉领路大妈提醒母亲自己把钱塞到母亲枕头底下了，把车上的矿泉水空瓶子抱着又进了母亲的小屋，让其能卖几个钱。

奥运到了，母亲被关到精神病医院。方小娟来京替母亲收拾东西，最要紧的就是母亲的香炉和佛像。以前母亲曾经去寺庙拜佛，别人鞠躬她磕头，又以方小娟的名义捐香火钱5块钱，接待人员的态度，也是奇大的反讽。自称佛门的收香火钱者，开始嫌弃戚华英给的钱太散，说师傅不方便数钱，和香客把五毛的换成一元的，戚华英口音重，她没有听清楚方小娟的名字，又教训戚华英怎么不把普通话说好。虽被责怪挖苦，捐完香火钱的戚华英一脸满足。

方小娟最后还是保释了母亲，使得母亲免于在精神病院吃莫名其妙的药，挨莫名其妙的打，条件是保证母亲不在奥运期间上访。

北京南站

影片的第三部分，讲北京南站及其他。这部分与前两部分相比，节奏感略差，略显拖沓，我认为它还有剪辑的余地，纪录片制作专业方面的问题，留给行家们评论吧。

以前的北京南站，虽然破败，却不失温情。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避风雨过夜，上访流浪者在这里卖地图维持生计。北京南站周边的平房，因价廉、交通方便、临近信访站等优势，渐渐成了上访者聚居的地方，成了远近闻名的“上访村”。

在上访村，访民们好歹还可以住到一间“屋子”里，虽然是十几二十人同处一室，上下铺相连。背负冤情的访民们，相互依靠相互支持。

然而，奥运来了，为了建一个漂亮的北京南站，为了驱散访民，推土机和铲车开来了，平房被推倒，窝棚被压平，桥洞被堵死，城管保安警察你追我赶，访民们连仅有的生活用品也没有抢出，一个访民指着被压碎的水罐大骂。

簇新的北京南站耸立，再也看不到访民们的踪影。据说访民们只能住到远郊区了。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烟花齐放，空中璀璨夺目，地面上黑暗一片。

跟着赵亮的镜头重新认识北京和访民

2007年4月，明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摄影师杜斌的图文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而今有赵亮的《上访》，可以说，两位70年代出生的人，就当下积重难返的上访问题给了历史一个影像交代。

在中国，外地人来北京，有朝圣的感觉。他们看到的或是高楼大厦或是被保护的四合院胡同，光鲜的大马路及处处引以为豪的景点亮点。甚至交通堵塞水泥城市都成为经济繁荣现代化的象征。可是，赵亮镜头下的北京完全被颠覆了。

当局的冷漠和残暴与民间的仁慈施舍。在高院信访接待站的胡同里，我们看到访民被保安、警察、劫访人员追打、劫持，那些长期上访者连表格都领不到，保安、警察把申诉的访民拖出、抬出，或者直接拉进办公室关上铁门殴打。在北京南站拆迁点，房东只是外出交个电话费，房子就被夷为平地。能够抢救的家什寥寥无几。房东求告无门，在四周被挖了深坑的工地上，她站在家的废墟上，不理解地说自己不是外地上访者，是北京市市民，怎么就没人管了，这究竟是怎么了！在镜头里，我们看见访民们被保安、警察抓住，不让冲到工地上抢回仅有的生活物资。上访者刚搭建好的窝棚，片刻之间又被夷为平地。当发现上访者窝藏在不见光的桥洞里安身时，来了许多穿黄衣服的工人，把在墙洞里砌墙，堵死了上访者临时立足之地。从赵亮长达12年的镜头里，我们看到，上访者的居住环境，从大体上讲，是越来越差了，被驱赶得越来越厉害。可见当局对待上访者，从不管不顾到往死里逼，越来越残忍。上访者们在老家无立足之地，在北京同样没有。几名说韩语的女子，拿着面条和鸡蛋到了上访村，给访民们每人发两筒面一个鸡蛋，又有中年阿姨，拿着好心人捐来的钱买了馒头，发到访民手中。

当局的无法无理无道德与访民的坚持和骨气。我们不止一次地从上访者的诉说中得知当局和糊涂局和出钱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许多访民都有如下上访诉求：一给一个符合事实的说法（对已有的过错赔礼道歉）；二相关责任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三赔偿经济损失。当局的答复，要赔有限的钱可以，其他则免谈。在当局眼里，钱是万能的。一些访民说，如果能有一个过得去的处理方式，能活下来，就可以了，并不是不愿意妥协让步。可是，就连这些最低的生存诉求，也无法在信访办得到满足。更不用说其他途径了。访民们苦苦追求的，是一个社会正义，是内心的安宁，但是得不到。得不到正义，他们尽管上访多年，依旧不死心。正如一个访民在镜头里含着泪花说：虽然知道上访是绝路，可是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了。

上访者的家属。方小娟和母亲最后分道扬镳，母亲一边做些零碎的活计或生意，一边上访。方小娟虽然挂念母亲，但选择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结婚生子做生意，不再颠沛流离。另外一名访民潘大妈的儿子来接潘大妈回家，潘大妈不肯回去，坚持要上访。儿子说母亲是“傻子”，说母亲干没有用的傻事。我们能指责方小娟和那个儿子吗？不能，人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我们能指责母亲和潘大妈以及千千万万的上访者吗？指责他们因为上访遭受更多的迫害，甚至家破人亡株连亲人邻里吗？不能，正是他们，一位位不知名的弱势者，他们对社会公义执着的追求，在信访办公室的呼吁，才不至于我们整体蒙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匍匐在专制体制下，啃食眼前的利益。可是，如果你是上访者家属，你怎么办呢？导演赵亮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他同情支持上访者，也同情支持方小娟选择自己的生活。看片结束后，在讨论上有人说上访者的下一代选择遗忘淡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上访者家属，绝大多数是选择忍辱负重，等待机会。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我们永远都只能过屈辱的生活。就算你是有权有钱者，也只是苟且活着，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他们得小心翼翼地服侍更有权势者，千方百计地防止对手揭开自己的黑洞或构陷，还要绞尽脑汁压制义愤的民众。

官方媒体和草根诉说。片中赵亮导演几次使用了新闻联播的片段。镜头或是记者喜洋洋地报道两会，或是国家领导人宣布开会，而镜头转到人民大会堂的背后，是上访者喊冤嘶哑的声音。有了大量上访者生存状况镜头的铺垫，此时上访者的呼喊，像一把利剑戳破了新闻联播的假大空报道，也道出了两会政治花瓶的本质。正如官方媒体铺天盖地对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报道的虚伪和可耻，方小娟母女真实的生活便是最大的讽刺和反抗。春节到了，访民们蹲在废墟上看一台满是雨花点的电视，电视正在转播春节联欢晚会。宋祖英的歌声嘹亮甜美，电视里人人欢天喜地，废墟上访民看得津津有味，屏幕下看得我眼泪哗哗。

收容遣送、劳教和精神病医院。一而再再而三上访的民众，大多数被收容遣送过。收容制废除后，他们有被关到看守所的，有被关在黑监狱的——也许只是某个小旅馆的地下室，有被劳教一两年的，还有被关到精神病院的。被拘留——但是当局并不给访民出示任何拘留证或释放证；而劳教和精神病院的关押，时间往往超过一年。在没有司法保障的社会，一名上访者被送到这些地方，被打被虐待是经常的事情。尤其不人道的是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不对病人负责，而是对把“病人”送入医院的付款人负责。倘若你被某权势方认定“有精神病”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你再怎么喊自己没病也无济于事了。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在精神病医院吃那些药，如果反抗会遭到更不人道的待遇，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也曾经被警察要求出具胡佳有“精神病”的诊断，警察还诱骗我们说只要出具了这个诊断书，就可以放胡佳一马，不再抓捕他。现在想起来，依旧后背发凉。奥运期间，方小娟的母亲再次被关到精神病院，保释的条件是保证其不在奥运期间上访。

维权律师和前政府官员。律师小袁因为律师事务所的事情上访。律师不是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吗？一名律师也要上访来解决他面临的困境，而上访又绝对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笑得出来吗？一名前政府官员，曾经是代理县长和市委秘书，因同情民众最后辞职自学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后来也上访。维权律师小袁在孙三女被火车撞死后的悼念活动上，提出了民主的诉求。他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访民的问题，上访是无用的。随后，小袁被警察抓走限制人身自由，没能参加孙三女的悼念活动。

希望和爱

整个影片长达318分钟，看完后人们留下来参加讨论会。几乎没有人中途退场——观众席总是满满的，后来的人坐在台阶上，或者倚靠着墙。这已经足以说明影片的力量。

是的，影片里有悲惨而痛苦的镜头。但是，镜头里每一个访民都认真地活着，就算已经住在老鼠洞一样没被封死的桥洞里的访民一家，谈起他的生活和上访诉求，也是一丝一毫不马虎。他们怀着某种希望或“万一”的幻想，锲而不舍地上访，找一个公正的说法。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坚忍地前行。他们从来没说过“爱”，只是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守护家人和追寻公正的信念。

感谢赵亮导演。向访民们致敬！

泥潭

查拉图斯特拉滑进泥潭，发着恶臭的肮脏淤泥慢慢地吞噬他，妄图把他变成雕塑。查拉图斯特拉毫不惊慌，他直直地挺立，不久便停止了下沉——淤泥只是齐腰。他伸手抓起一把淤泥，看到带着腐肉的骸骨。

查拉图斯特拉大声笑了：

是的！你改变了你的外形，不再当油锅——吱地一声就把人烤焦；也不再做刀山——无论扔到哪个方位，都一刀毙命。你如今化作泥潭，拉住路人的双脚，让他们在惊恐的挣扎中倒下，窒息身亡。

在坚定者面前，你不过是只纸老虎！恐惧者死于你的虚张声势。信息一旦传播出去，他们就会明白，你这个浅薄的烂泥潭，经不起人们挺直腰杆，有何可怕！太阳会一直暴晒，吸干你的水分，你还有什么能力害人！勤劳的世人，会把你变成肥沃的农田，春天播种，秋天收割。

放牛的小童被查拉图斯特拉的骂声引过来，看见站在泥潭中的查拉图斯特拉两眼灼灼有光。小童倒地便拜：

啊！你是神明吗？啊！你是救世主吧！在这个大泥潭里，你居然活着！这个泥潭，夺去了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哥的生命，还夺走了我家中唯一的绵羊。而你，站在泥潭中央，痛斥它，解了我心头的仇恨与悲伤。

传说中这个日益扩大的泥潭，吞噬了无数小孩的灵魂。谁要是反抗它，谁就会在漆黑的夜晚被龙卷风带走，被埋葬在泥潭中央。我们都充满了恐惧，远远地躲开它。

查拉图斯特拉叹了口气，对小童说：

孩子，我不是神明，也不是救世主。我只不过是一个路人，我挺直了腰杆，泥潭也奈何不了我！不要惊慌，它只是一个低浅的泥潭。

查拉图斯特拉爬上岸来，洗净淤泥，向前方走去。小童目瞪口呆。

卖艺者

查拉图斯特拉还没有出现，集市上已经到处传播：查拉图斯特拉就要来到！骑着大马的士兵，鞭打街边的小贩，驱逐蹒跚的老妇和调皮的孩子。集市变成广场，圈出一块空地，女人的鲜血和眼泪，渗入集市的泥土。

卖艺者在空地上搭台，他们将在这里欢迎查拉图斯特拉。舞台上彩旗飘扬，卖艺者衣着鲜亮，围观者身蒙尘土，手里持有艳丽的花朵。一个被胡子覆盖了半张脸的老人出现了，人群里欢呼雷动。啊！伟大神圣的查拉图斯特拉，宇宙间最睿智的长者，和平的信使，查拉图斯特拉！

查拉图斯特拉吃惊地向四周看去，卖艺者并不是向他欢呼，而是朝一个老人的胡子致敬。查拉图斯特拉被围观的人群拥着往前走，观看卖艺者高空走钢丝，命悬一线，钢丝下并没有安全网。卖艺者翻腾得越多，人群的欢呼声越响亮。

查拉图斯特拉看见那个老人竭力说话，但是却被他长长的胡须淹没。查拉图斯特拉对身边的人说：

我站在一块血腥的土地上！狂欢的人群向一个老人的胡子膜拜！以智慧与和平的名义，践踏弱者的尊严！为什么还叫他查拉图斯特拉？世界上难道凑巧有两个人同名，还是根本就是盗用我的名义！我也不是智者，我也不能带来和平，我最为得意的力量，也已被岁月消磨。

狂欢者暴怒，撕去查拉图斯特拉的衣服，他们呼喊着：

你妒忌查拉图斯特拉了吧！你才是个虚荣的冒名顶替者！我们需要一个狂欢的理由，不要扫了我们的兴致！快滚！否则撕碎的就是你老朽的身体。

查拉图斯特拉摇头叹息。人群散尽时，舞台拆去，卖艺者竖起石碑：查拉图斯特拉到此一游。

曾金燕          2008北京奥运会前夕             写于北京BOBO自由城

……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种囚犯。我没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把积聚起来的愤懑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则被列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种人数目很少，国社党徒指望从他们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情报。盖世太保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当然毫无兴趣，不过他们大概听说，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的财产委托人、监护人和心腹。他们想从我这儿诈取的，是一些罪证材料，可以用来向修道院提出公诉，证明它们隐瞒财产；他们可以用这些罪证材料来反对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皇室奋斗牺牲的人们，他们估计，而且也并非没有根据，我们经手的大部分基金还隐藏得好好的，他们要想侵占还很难办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们指望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方法从我这里获得这些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这一类人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去，而是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记得，我们的首相以及罗特希尔德男爵（纳粹分子希望从他的亲戚那里诈取几百万元）都没有被投入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却似乎是备受优待，被安置在‘大都会饭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也设在那里——每人住一个单间。连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获得了这种优厚待遇。

　　“在大旅馆里独自住单间——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不是吗？不过，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要人’塞到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大旅馆还算暖和的单间里，这并不是什么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需要的‘材料’，不是采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体的折磨，而是采用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乍一看来，分给我的房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里有门，有床，有张小沙发，有个洗脸盆和一个带栅格的窗户。不过房门日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得有书报，不得有铅笔和纸张；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砖墙；我周围和我身上全都空空如也。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表给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时间：铅笔拿走了，使我不能写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断动脉；甚至像香烟这样极小的慰藉也拒绝给我。除了看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张人的脸，就是看守也不许同我说话，不许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感官都得不到丝毫滋养。我真是形影柑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球里的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我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里踱来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从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这样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脑袋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

　　“这样继续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过来的。要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仅限于桌子、门、床、洗脸盆、小沙发、窗户和墙壁之间。我老是一个劲地望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糊墙纸，我盯着它看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糊墙纸上那种锯齿形图案的每一根线条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脑最深的褶纹里。最后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突如其来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叫之后，就给带着穿过几条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上放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钻，有的打掩护，有的设圈套；你回答问题时，别人恶毒的手指在翻动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别人恶毒的手在做着记录，而你不知道它在写些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在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也猜不出，而且也无法料到，关于我的事务所办理的业务，盖世太保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到底还想从我口里掏些什么出来？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在最后时刻，已经把一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通过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只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人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

“就在这极端严重的危急关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拯救了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拯救了我。这是七月底的一个昏黑阴沉的下雨天：我之所以这样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我被带去受审的时候，路过的走廊里，雨水正打在窗玻璃上。在审讯室的前厅里我得等半天，每次提审都得等，这也是他们的手段的一部分。突然叫你受审，半夜里冷不丁地把你从囚室里带走，先让你神经紧张起来，等你作好受审的思想准备，理智和意志全都振作起来准备进行抵抗了，他们又让你无谓地等着，等了又等，一等就是一小时、两小时、二小时。使你身体疲惫，心力衰竭。这一天是星期四，七月二十七日，他们让我等的时间特别长。我在前厅里足足站着等了两个小时；我之所以连这日期也记得这么清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因为在这个前厅里我站了两个小时——不言而喻，我是不许坐下的——直站得我腿脚僵直，而在这里恰好挂了一个日历，我没法向你解释，我当时如何如饥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东西，看到一些写的字，所以墙上‘七月二十七日’这短短的一行字，我是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我简直把它们一口吞下，刻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又等啊等啊，我的眼睛死盯着房门，看它什么时候终于会打开来，同时我又再三考虑。这些审判官这次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而我心里明白，他们问我的问题，将和我准备回答的问题完全不同。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时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因为这间屋子怎么说也和我住的那间屋子不一样，它比较宽敞，有两扇窗，不像我的房间只有一扇窗，而且没有床，没有脸盆。窗台上也没有那道特别的裂缝，这个裂缝我仔细观看了不下千百万次。门上漆的颜色也不一样，靠墙放着另外一张小沙发，左边是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装着衣钩的衣架，衣钩上挂着三四件湿漉漉的军大衣，是那些折磨我的家伙们的大衣。这一来我有一点新鲜的东西、另外一些东西可看了，我那如饥似渴的眼睛终于又可以看点别的东西了，它们贪婪地抓住每一个小地方。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大衣上的每一个皱褶，譬如说，我注意到有个水珠，挂在一件大衣的湿领子上。这话您听起来也许觉得非常可笑，可我以一种十分荒唐的激动心情等待着，看这颗水珠最后是否会顺着皱褶流下来，抑或抵抗住了万有引力，还在衣领上多呆一会儿——是啊，我一连几分钟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滴水珠，仿佛我的生命就靠它来决定。等到这滴水珠终于滚落下来以后，我又去数大衣上的钮扣，第一件上面是八粒，第二件也是八粒；第三件是十粒；接着，我又把几件大衣的翻领互相比较：我那饿得发慌的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贪婪抚摸、玩弄、抓住所有这些可笑的、极不重要的琐碎细节。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样东西上面。我发现有一件大衣边上的口袋有点鼓鼓囊囊。我把身子挪近一点，从那鼓鼓囊囊的东西呈现的四四方方的形状看出，这个有点膨胀的口袋里藏的是什么：是一本书！我的双膝开始哆嗦起来：一本书！足足四个多月之久，我手里没有拿过一本书，在一本书里可以看到排成一行行的字，可以看到好多行，好多页，好多张，在一本书里可以读到我所不知道的新鲜的、使人分心解闷的思想，可以追随这些思想的发展，可以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单单设想一下这么一本书，就已经使人为之陶醉，同时又使人浑身酥麻。我的眼睛像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那个小鼓包，这是那本书在口袋里构成的形状。我的眼睛望着这个极不显眼的地方，望得眼里都冒出火来了，仿佛它们想在大衣上烧个窟窿似的。最后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欲望；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挨得更近。哪怕能用手隔着呢料去摸一摸这本书也好，单单这个念头，就使我手指一直到指甲的神经都激动起来。我几乎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越来越挨近墙壁。幸亏看守没有注意我这肯定是非常古怪的举动；也许他也觉得，一个人直挺挺地站了两个小时之后，想往墙壁上靠一靠，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最后，我离开大衣已经非常之近，我故意把两手放在背后，以便它们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摸到大衣。我摸了摸呢料子，透过呢料子，的确感觉到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这东西弯得动，而且轻微地发出窸窸窣窣声——这是一本书！一本书！我脑子里像闪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把这本书偷来！也许能偷到手，那你就可以把它藏在囚室里，慢慢地读啊读啊，终于又能读到书了！这个念头刚进入我的头脑，便像烈性毒药似的立即发生作用：一下子，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的双手冰凉，都不听使唤了。但是在最初的一阵晕眩过去之后，我就悄悄地、巧妙地更加挨近那件大衣。我一面两眼注视着看守，一面用藏在背后的双手把那本书从下往上托，越托越高。然后，伸手一抓，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往外一抽，突然那本篇幅不是很大的小书便到了我的手里。这时候我才被我自己干的事情吓了一跳。然而我已经没有退路。可是把这书往哪儿搁呢？我把这本书在我背后塞到裤子里系腰带的地方，然后从那儿渐渐地移到腰部，这样我在走路的时候，用军人的姿态把手贴着裤缝，也就可以把书夹住。现在得看看第一次考验能否通过。我把身子从衣架那儿挪开，一步、两步、三步。行，挺顺利。我在走路的时候，可以把书夹住，只要我把手夹紧腰带就行了。

　　“接着就是审讯。这次审讯要求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付出更大的精力，因为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全部力量，其实并没有集中在我的口供上，而是集中在如何夹住这本书而不引起别人注意这件事情上。幸亏这次审讯的时间比较短，我顺顺当当地把书带到了我的房间——我不想说全部细节，免得耽搁您时间太长，因为有一次危险极了，我们刚走到走廊的当中，这本书从裤腰上滑了下来，我只好假装犹烈咳嗽，这样我就弯下腰去，把书又平平安安地塞回到腰带底下。当我带着这本书回到我的地狱，终于独自一人，可是又再也不是孤零零地独自一人的时候，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瞬啊！

　　“您现在大概猜想，我一定马上抓起书来，仔细观看，读了起来。完全不是这样！我首先得充分品味一下身边有了一本书的快乐，我故意延长这种使我的神经奇妙地兴奋起来的喜悦，我心里暗自思忖，这本偷来的书最好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最要紧的是印得密密麻麻，排得很挤，有很多很多字，有很多很多薄薄的书页，以便我能多读一些时间。然后我希望，这是一本使我精神上能够紧张起来的著作，不是浅薄的、轻松的作品，而是可以学习可以背诵的东西，譬如诗歌，最好是——这是何等大胆狂妄的梦想啊！——歌德或者荷马的作品。可是最后，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欲望，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平躺在床上，这样，要是万一看守突然把门打开，他也不会看出破绽，——然后哆哆嗦嗦地把书从我的腰带底下抽了出来。

　　“我往书上看了第一眼就大失所望，甚至使我恼怒已极。我冒了那么巨大的危险偷来的这本书，我怀着那么热切的期待留到现在才打开的这本书。不是别的，竟是一本棋谱，是一百五十盘名家棋局的集锦。要不是我的窗户关得严严的，而且还加上了铁栅栏。我一怒之下，一定把这书从打开的窗户里扔了出去，因为你叫我拿这无聊的玩意干什么？我拿它有什么用？我少年时代上中学的时候也像大多数别的学生一样，有时候由于无聊也下棋。可是这本讲象棋理论的玩意我拿它怎么办？下象棋总不能没有对手，更不能没有棋子和棋盘。我十分恼火地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心想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可读的东西，一篇序言啊，阅读指导啊；可是除了画得方方正正的著名棋局的简图之外，我什么也没找到。简图下面是些一上来叫我莫名其妙的符号。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种我找不到解答方法的代数题。后来渐渐地我才弄明白，a、b、c这些字母代表的是竖行，从1到8的数目字代表的是横线，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每一个棋子当时的位置。这样一来，这种纯粹图解式的简图反而也变成了一种语言。我心里思忖，也许我可以在我的囚室里设计出一张棋盘，然后试着，照棋谱把这些棋局下一遍。好像是上天的恩赐，我的床单碰巧是大方格的。要是好好地叠一叠，最后可以弄出六十四个方格来。于是我先把书藏在褥子底下，把书上的第一页撕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省下来的面包瓤来捏王啊、后啊以及其他等等棋子，不言而喻，模样是十分可笑，极不完美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我总算可以在方格的床单上按照棋谱上标明的位置把棋子重新摆起来。我用灰土把一半棋子弄得颜色深一些，以示和另一半棋于有所区别。可是，当我第一次试图把整个一盘棋按照棋谱下一遍时，我完全失败了。开头几天，我老是下着下着就乱套了。我不得不五次、十次、二十次地一再把同一盘棋从头下起。可是世界上有谁像我这个虚无的奴隶这样拥有那么多未加利用同时又毫无用处的时间呢？谁又拥有那么多难以估量的贪欲和耐心呢？六天之后，我已经把这盘棋一步不差地下完了。再过八天，我甚至连床单上都不用摆棋子，就能把棋谱上标的这盘棋的棋子的位置想像出来。再过八天我连床单都用不着了；书上原来的那些抽象的符号在我脑子里自动地转化成形象的具体位置。这种转化的过程完全成功了：我把棋盘连同棋子都反射到我的脑子里，单凭符号也能把整个棋局的变化再现在眼前，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只要看一眼总谱，就足以使他听见各个声部的声音以及它们的和声。又过了两个礼拜，我可以毫不费劲地背出书上的每一盘棋——或者像棋手的行话说的那样：杀盲棋。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这大胆的偷窃行为给我带来了多么难以估量的幸福。因为我一下子有活儿可干了——您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活儿，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活儿，它把我身边的一片虚无消灭干净。我有了这一百五十盘棋的棋谱，就像有了一件神奇的武器，去抵御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空间和时间的一成不变。为了使这新鲜的活动始终不衰地保持着它的魅力，我从此把每天的时间仔细划分一下：早上下两盘，下午下两盘，晚上再很快地复习一遍。在这之前，我每天过的日子像胶皮冻一样乱七八糟，粘粘糊糊，成天在鬼混。这一来，我每天的时间都排满了。我成天忙碌，但并不感到疲劳。因为下象棋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优点：把全部脑力集中在一个局限得很狭窄的活动范围内，即使拼命用脑思索，也不会使人脑子萎缩，相反，只会使脑子更加灵活，更有活力。起先只不过是机械地模仿名家的棋局，渐渐地我开始对棋艺产生了一种艺术的、愉快的理解。我学会了进攻和防御的微妙之处，学会了其中的计谋和绝招。我领会了在几着棋之前预见棋势发展、早作安排、突然发起反攻的技巧。不久之后，我就准确无误地认出每一个象棋大师下棋时的个人特点，就像读诗人的诗，只消读几行就能断定作者是谁一样。开头的时候，下棋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现在变成一种享受，阿廖辛、拉斯克、波哥留勃夫、塔尔塔柯威尔，这些伟大的棋艺战略家们，都像亲爱的朋友一样，走进我孤独的小天地里。有了这无穷无尽的调剂，我沉寂的囚室每天都变得生气盎然。恰好因为我练习下棋，极有规律，使我原来已经受到剧烈震动的思维能力，又重新恢复正常。我觉得我的脑子又重新振奋起来，通过经常不断的思维训练甚至比以前更灵活，更机敏。尤其在审讯的时候，证明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更加集中；我无意之中在棋盘上把抵御虚假的威胁和粉碎暗藏的奸计的本领训练得炉火纯青；从这时起，我在受审的时候再也不露任何破绽，我甚至觉得，这些盖世太保渐渐开始带着某种敬意来观察我。说不定他们暗自觉得奇怪：那么多人在他们面前都一一垮了下去，而我是从什么秘密的源泉里汲取力量，来进行这样百折不挠的抵抗的？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下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突然又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再也不使人感到出其不意，它们先前如此使人兴奋、如此使人激动的力量枯竭了。这些棋局我每一步都早就背出来了，再一个劲地把它们下个没完，又有什么意思？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棋，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为了使我自己有事可做，为了给我找来那早已变得不可缺少的忙碌和调剂，我实在需要另外一本印着别的棋局的书。可是既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我只有一条路走出这奇怪的迷津；我不得不自己发明一些新的棋局以代替旧的棋局。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

　　“我不知道，对于进行这种‘游戏中的游戏’①的精神状况，您是否曾经设想过。但是只要粗粗一想就足以明白，下棋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毫无偶然的因素在内。因此，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势必是件绝顶荒谬的事情。象棋的吸引人之处，归根结底不就在于棋局的战略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子里按照不同的思路发展起来的吗。在这场智斗的过程中，黑方根本不知道白方将有什么军事动作，而是一刻不停地设法去猜测并且破坏白方的作战意图，而与此同时，白方也力图抢先一步，对黑方的秘密意图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现在黑方和白方同是一个人，那么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那就是说，同一个脑子同时既要知道这件事，又要不知道这件事。这个脑子作为白方在起作用的时候，要能够奉命完全忘记它在一分钟之前作为黑方所想达到的目的和所想做的事情。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那就要求人的脑子像一部机械仪表一样，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或者关上。所以说，想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就像想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的不近情理。”

……

作者: 寇延丁

ISBN: 9787544322737
定价: 28.0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装帧: 其他
出版年: 2007

今天突然看到寇延丁老师写NGO人《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一书的信息，虽然它的出版年限是2007。（出于安全考虑，就不给原始链接了。）其中有一节写的是我——2007年以前的我。我看了一遍，觉得惭愧，是不是一些小事经过文字记录就有了被美化的感觉？而且小的时候也还没有志愿者的概念啊。文中的曾金燕只是一个名字，里面提及她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许多人一起努力完成的。没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就没有那些已经完成的工作，至于是曾金燕、李金燕、王金燕，都不重要。有许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依旧在默默无闻地工作。

眼观当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生活比舞台还更戏剧化。当年认识胡佳时，他只是一个经常下乡的青年志愿者，我也是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如今他在狱中，我的敏感身份使得无论我去哪里都引来莫名其妙的麻烦。

很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回不去了。

它容不得你做一个诚实人。

不过再恶的制度，也阻止不了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善事。

我对自己说：保持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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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曾经希望这本书的主人公是“NGO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但曾金燕申明自己只是“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她在一家公司上班，生活收入也来源于此，虽然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她在“爱源”所做的一切，都是不领取工资的志愿服务。

为搞清“志愿者”的定义查了一些资料，觉得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的提法与我的理解接近：任何人士，不分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种族、宗教及政治背景，只要肯志愿发挥自己的时间承担责任，肯拿出勇气面对困难和挫折，不为酬劳为改进社会而服务，均可加入志愿者行列。

全职之外，志愿者因参与志愿服务程度不同也有不同类型，分别是：

边际志愿者——有参与公益活动的愿望但是没有投入实际行动的人；

潜在志愿者——有志愿服务愿望但无实际行动，稍加鼓励或者给予机会便能转化为普通志愿者；

普通志愿者——曾经或正在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的人，但是积极性一般；

优秀志愿者——坚持不懈地从事某项志愿服务，为之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或金钱，遇到挫折时想方设法解决并坚持志愿服务；

核心志愿者——又叫志愿者领袖，无偿地以全职或兼职身份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更多地以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协调人或推动者的角色出现，在志愿活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同时在深入地探索公益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长期从事志愿活动对周围人群形成一定的影响，拥有一批能随时动员的志愿者资源；

曾金燕应该是“核心志愿者”或称“志愿者领袖”，以其意志之坚定、理念之明晰、行动能力之强、影响之广，提到她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后一种称谓。

在路口亮一盏灯

曾金燕1983年10月出生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虽然只有23岁，从事志愿服务却已经十多年了。1995年她升入初中，作为班长，常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步行一个小时去一家敬老院，每人都认了一位爷爷或奶奶，陪老人们散步、聊天、晒太阳或者帮忙打扫卫生。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不可能真正做太多事情，但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寂寞的老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周末，盼望孩子们到来。对于老人的兴奋，曾金燕一开始有些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盼望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孩。长大后才知道，对于生活在孤独无助中的人来说，外来任何一丁点的帮助与探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自己一点善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快乐，是很有成就感的，激励着他们坚持下来，将周末去敬老院变成了班级的传统。

曾金燕第一次进入这家敬老院的时候只有5岁，堂姑姑在这里工作将她一起带了来。老人们无事可做，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吃饭，小金燕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包括到了晚上，年幼的她因为不习惯离开父母哭闹，老人们不是责怪她打乱了这里的宁静，而是都聚过来，探问孩子怎么了，看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这成了金燕来这里做志愿服务的潜在的原因。

曾金燕人生中与人为善的教育最早来自父亲。她的父亲曾经是班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成份不好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虽历经坎坷，但从不怨天尤人。很小的时候她家的房子在公路边上，乡间没有路灯，父亲就从自己家里牵出了电线，在屋外挂了一个灯泡，整夜亮着，虽然花掉家里不少电费，但父亲总说，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多，黑灯瞎火的，怕有人摔倒。

他们搬家后房子卖给了别人，金燕曾经回去过，看到屋外靠近公路的一侧空地种了很多菜，问到父亲那时候为什么不种点东西，回答是：我知道那片地土质很好，很适合种东西，可是那样的话路就变窄了，来来往往的人就会不方便。

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所做的一切，就像那盏彻夜不灭的灯一样，潜移默化之中给了金燕许多影响。

高中毕业后曾金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刚进大学没几天，就加入了“北京市高校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大学分会”并成为健康部负责人，从事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放寒假时她又回到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老人拉着金燕的手，询问她的情况，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连她十几年前为什么哭都记得。离家半年了，自己什么也没有为老人们做，但他们还是这样惦念着她，关心着她，金燕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幸福。原来，在路口亮一盏灯，不单是爱与善意的付出，所有的善举都是双向的，不仅照亮了别人，同时也温暖着自己。

因为我的痛，更懂得你的痛

曾金燕之所以会对志愿服务有这样的投入，如此倾心助人，也许还“得益”于从小与病痛为伴的经历。

曾金燕的身体多灾多病，小时候不知道心肌炎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只是记得稍微累一点，心就会跳到喉咙里。只记得自己好无助：“我很清楚需要帮助是什么感觉，多么需要有人在我旁边，关心我、爱护我。”

后来有一段时间，莫名地全身酸痛，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关节都在痛，根本就无法坚持上课。到了医院，一遍遍做全身检查却查不出病因，只好含混地说她是“生长痛”。升入高中又苦于痛经，常常会被痛晕过去的那种痛，有时候正在食堂吃饭，有时正在教室考试，一下就晕倒在地。提到那段经历，长于写作的金燕居然用到了一个词：“奇妙”，我相信她一定不是误用。

病痛成了金燕成长的伙伴和催化剂，小小年纪就勘破了生死，也许因为一直在“死”的阴影笼罩之下活着，她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她所要做的，只是珍惜当下。

在大学里，曾金燕参与红十字会和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活动，涉及生殖健康、性爱、同性恋和“艾滋病”。

入学不久，曾金燕接触到生命中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一群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他们把这位刚上大一的小女孩当作“救星”、“救命草”，向这位少不经事的小姑娘讲述压抑心头的积怨与绝望。他们是那么需要人帮助，这让曾金燕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她要尽可能地为这个群体多做点什么，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上。

了解越多，越是触目惊心，尽管艾滋病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安南曾经警告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如果你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非洲！”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压制误导，在当时，“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少数前辈艰难地做着破冰的工作，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大二寒假，曾金燕决定去河南，她要亲身去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金燕鼓动了两位钟情话剧创作的师兄同行，期望能够以此将有关艾滋病现状的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带进校园。行前，她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作为准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还带领两位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接触三十多名艾滋病人进行“心理预热”。

他们在一名染病的村民志愿者带领下偷偷摸摸潜进村庄，“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们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地跪在我们眼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微薄的力量，能帮什么忙呢？又怎么面对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坐视不管无异为虎作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那也有我一份罪恶的力量。因为我曾经沉默过，沉默就是默许，这些罪恶里肯定有我一份‘功劳’。必须行动起来，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曾金燕联合其他志愿者在北京高校宣传、演讲，并把自己在艾滋村里拍的照片进行展览。在一次展出中，一些戴着口罩的[zjy1]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上来：“赶紧辙掉！我们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老是揭我们的短？这些照片让我们如何在同学间抬得起头、如何到社会上找工作？！”

曾金燕终于忍不住了，当众大放悲声。能够办这样的展出已经极其困难，她哭，不是因为难，而是可悲：这就是中国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年轻一代！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只顾及自己的形象和面子，但没有想过自己的父老乡亲正在死。擦一把眼泪，曾金燕站稳了瘦弱的身体：河南的问题不是河南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条鱼在乎”

尽管自己在不满2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大量感染者并多次深入艾滋村，曾金燕却不赞成年轻人过早地深入艾滋病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当一颗过于柔软的心发觉自己面对巨大的痛苦无力拯救时，那种感觉是毁灭性的。

从河南回来之后，两位才子师兄都沉默了，他们告诉金燕，因为太过震惊，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有关话剧。虽然曾金燕用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姿态投入工作，但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她吃不下东西，厌食之外还失眠，终于入睡噩梦不断，这是曾金燕的文字中对自己梦境的描述：“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一双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她的体重急剧下降，瘦到了八十几斤，甚至总有切腕自杀的想法挥之不去。

抑郁状态持续了半年，那种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不论我们付出怎么样的努力都无力回天。金燕明白，自己不是被苦难，而是被绝望压垮了。

幸运的是，曾金燕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给了她尽可能的关怀和指导，得以通过倾诉和沟通得到安慰与疏导。终于，在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她盘腿坐在床上翻书，重遇了一则曾经读到过的小故事。退潮后，沙滩上留下了无数条小鱼面临必死的命运。一个孩子将鱼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但那个孩子依然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

这则故事点化了曾金燕：“‘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者和热心的前辈对我悉心的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照顾母亲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向被责任和激情共同驱使的成熟志愿者转变。”

她从抑郁症中挣脱出来，根本不想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大趋势有什么作用，能做点什么就静下心来全力去做。2003年10月担任“爱知行”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承担了第一届乡村访问学者项目的大量具体工作。出于天性中对人本身的关注，在实施这个项目的时候她格外注重参与其中的个体，为每一位都量身定做活动内容，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让他们得到更多资源，有利于此后的发展。一直关注身边“怪病”的河南上蔡农民程向阳是乡村访问学者项目第一人，后来成为多个艾滋病组织在基层开展工作不可缺少的干将。

一有闲暇，她总会独自或者组织其他志愿者一起下乡，住最便宜的旅馆，蹬着２０元租来的三轮车，挨家挨户看望艾滋病人，为他们送去募捐到的钱物；并且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经济状态、医疗状态、受教育等做出详实的调查报告，以便向基金会、爱心组织、个人筹来更多善款。2004年1月，曾金燕开始策划成立年轻人的艾滋病组织，专注艾滋孤儿和大众健康教育，尝试做艾滋病临终关怀，当死亡不可抗拒地降临，至少可以帮助那些感染者死得更有尊严一点。

在对染病的成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资助和关爱？曾金燕在探索中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艾滋病家庭的关怀、救助，同时进行普通公民的志愿精神的教育，志愿能力的建设。

2004年4月30日，她向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2004年5月，和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创办了“笔友俱乐部”，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爱源”创办志愿者网站：www.aids-care.org，搭建一个沟通志愿者与艾滋病家庭的桥梁，在面向艾滋病领域志愿者的免费公益读物《爱援》的发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是沧海一点水，我们知道拯救不了所有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但我们可以给一个孩子的未来点燃希望：我们可以资助一点钱，让孩子去读书，给孩子写一封信，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爱援》寄希望于孩子；另一方面，《爱援》寄希望于中国城镇新兴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在这个新兴阶层中普及公民意识，推广志愿服务意识，帮助城市里的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弥合当前社会撕裂，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

助人自助 共享快乐

我曾有意问过许多人，提到“志愿者”、“志愿精神”，提到“非赢利组织”与“民间机构承担的社会责任”会做何联想，很多人提到“雷锋精神”，联想到许多颇具崇高意味的词如“舍小家顾大家”、“舍己为人”、“无私奉献”、“蜡烛精神”，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高到让我心生惧意了。

虽然从小所做的事情就被人夸赞成“学雷锋做好事”，但曾金燕一直这么说：“如果说雷锋精神就意味着无私奉献，必须舍小家才能顾大家，只有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别人的话，那么我反对这样的‘雷锋精神’。”

在工作中，她经常和志愿者、准志愿者谈论志愿服务。谈到志愿精神，曾金燕喜欢借用“美新路公益基金”的话语，认为志愿精神的精髓就是“喜乐奉献”：快乐地帮助他人：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人不需回报；长期为他人提供帮助，不管受挫或者遇到变化，始终帮助他人；将帮助他人视为自我提高和完善的学习机会，助人以自助。

“爱己及人”是喜乐奉献的核心，喜乐的奉献是爱自己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单是付出，同时也是得到，帮助他人也是提高自己，助人即是自助。

曾金燕负责志愿者招募工作，在与几百名应征者交谈的过程中，都要问他们为什么报名参加艾滋病工作志愿服务。有人觉得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很可怜希望解救他们，有的因为自己生活幸福而他们生活悲惨觉得惭愧，也有觉得自己应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还有的是想这样做并且做着觉得很开心。外在的因素可能很多，最根本的却是自身内心为了达到更高一个层次的平和与幸福感。她所做的志愿者考核工作的本质，不是拒绝“不合格者”，而是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内心，甄别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我适合从事此项志愿服务吗？我内心渴望的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志愿服务类型？我想从志愿服务中期望回报吗？我能经受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吗？我是渴望从事打字的服务、帮助孩子的服务、宣传教育的服务还是到最艰苦的环境去服务？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才能使志愿服务产生更好的效果。

曾金燕提出“配对助养”和“笔友俱乐部”的概念，形式是一名志愿者配对一名艾滋病家庭的儿童，给孩子写信、邮寄学习用品和书籍、冬天给孩子邮寄保暖衣服，有条件的志愿者还不定期到乡村访问助养的孩子，有经济能力的志愿者为孩子每月提供50-150元不等的经济支持（无经济能力的志愿者所配对的孩子由“爱源”提供经济支持）。志愿者以同伴和家庭成员的身份，关怀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心灵、身体各方面健康成长，帮助儿童坚持在校学习，预防并处理儿童权利侵犯事件。

想成为“笔友俱乐部”的志愿者，提供资金的支持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承诺长期的爱与关注，五年、十年甚至一生，关注一个孩子的成长和人生，给他写信，与他成为朋友。

项目实施一年多，当地志愿者走访了这些孩子之后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学生朋友，孩子们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和向往。尽管遭受不幸，却能比其他一样命运的孩子更快地走出阴影，健康快乐地生活。”这，也正是“笔友俱乐部”项目的初衷。

在做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曾金燕反复地说：“你不需要放弃你的生命，也不需要放弃你的财产和家庭，你完全可以在善待这三者的前提之下再来做志愿服务。我们不是在舍己为人，只是把自己生活中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财力、一点点的精力贡献出来，给身边需要的人，而且你不仅仅是付出，同时也在得到。” 作为“爱源”的志愿者，大家贡献自己人生中富余的东西，同时能够从别人那里取得，获得让人生更丰富的精神的需求，更爱自己、更爱生活。有的孩子把志愿者写来的信当成宝贝，装在铁盒子里藏在枕头底下；有的孩子给她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个玩具娃娃取了志愿者笔友的名字，想她的时候就和娃娃说话。这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啊。志愿者聚会时谈到自己的收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爱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被尊重和爱惜。

志愿服务应有平常心

从事志愿服务一定要有平常心，许多人最初会有一种救世情怀，曾金燕说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在一篇题为《自度度人》的文章里这样分析：“我们自幼被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做了‘好事’被嘉奖，做了‘坏事’被惩罚；出于崇高的利他动机做事，我们会更加地被褒奖、支持，出于微不足道的利己动机的行为，常常被不屑一顾、被批评、被限制。我们渐渐迷失了自己，为了获得更多的嘉奖和支持，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常常用崇高的利他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就像志愿服务，用‘为了帮助另外一个人解脱困境’的理由，在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眼中，行动变得非常崇高，值得表扬和支持。再真实地看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内心平和与幸福从事志愿服务，难道就不那么值得支持和赞同了吗？”

这种平常心还存在于志愿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帮助一个孩子不要对他抱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值，期待他一定要出类拔萃。不管他将来是一个工人还是科学家、还是农民在家种田，我们对待他的态度都应该是一样的，重要的是通过自己跟他的交往让他看到了生命里有一种爱，感觉到了一种很遥远的人对他的关心，或许不是全班第一，但他好学了、勤奋了、快乐了，或许不会成为社会上重要的人，但他会更爱生活，就足够了。具体到通信的细节上，也不必觉得自己写一封信一定会收到一封充满了美好信息的信。有人一个月没有收到信很着急，曾金燕则会说，有人快热、有人慢热，有些人根本就不来电，可能这个孩子不习惯写信，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特别的事情就没有写，还可能是邮路出了问题。她建议志愿者不必等孩子回信，也可以多写封信问问他，甚至也可以告诉他自己的担心，没有收到你的信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很挂念。

“爱源”还面向志愿者提供许多辅导和支持，让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成为自己提高和成长的过程。许多志愿者都是年轻人，不曾有为人父母的经历，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自己还是“孩子”，在与小笔友沟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在情感上过分依赖怎么办？提出物质要求怎么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怎么办？通过“爱源”的网络，志愿者可以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拿出来一起讨论，通过沟通、交流和督导，慢慢形成了一种“平常态”，对孩子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学会对孩子说“不”，并在说“不”的同时让他明白自己对他的关爱不变。

在沟通与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志愿者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会让他们“毕业”，可以自己独立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成熟的志愿者仍然愿意通过“爱源”开展工作，因为他们不愿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谁，更不愿让别人知道，带来成为“模范”或者“先进”一类的麻烦，“爱源”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孩子和志愿者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由于曾金燕的付出和贡献，提到“爱源”，人们总会与她联系在一起，也有人说“爱源”的理念就是曾金燕的理念，她则说“爱源”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是我们大家的，但又不是我们大家的。为什么？“爱源”只是一个平台，你有什么社会理想，我们帮助你到这里来实现，而不是说我们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要找到你来做。

一位年轻人有了艾滋村的小笔友，往往会带动他（或她）的室友、读研的同学、朋友、甚至中学时代的同学的朋友加入其中。这个“爱的圈子”的延伸就像爱本身一样是没有边界的。在金燕与其他志愿者的努力下，“爱源”迅速发展，目前被资助的孤儿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多位，有二百余位志愿者，但“爱源”的机构却很小，除了曾金燕堪比全职的“业余志愿服务”之外，目前只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谈到对“爱源”的期望，她说：“不管我以后在不在这里，对这个组织有多大的影响力，我希望它能是一个真正的草根。NGO就是要小，规模一大，你必须要管理，要制度化、程序化、职业化，与真正的草根就有区别了，‘爱源’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草根组织。”

对于从事与艾滋病有关的工作遇到的困难，人们可想而知，特别是当曾金燕承受这一切的时候，让人尤其百感交集。原本多病的她又经历了一次被报病危的急性脑膜炎，面对她的时候，面对这个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和压力的女孩，我忍不住痛惜她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她的瘦，甚至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里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但她却一再对我说自己很好、很快乐：“困难随时都有的，忙啊累啊也随时都有，人生中的苦很多，不受这种苦就要受那种苦，不如看开一点，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我现在很好，真的很好，就连每次下乡都很高兴，看到院子里开着的花，看到栏里正在长大的猪，更高兴的是看到孩子的笑脸。我实在是太喜欢孩子了！每个小孩子都是天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自己心里要亲近他们、帮助他们的渴望。做这件事情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每天都要刷牙一样，平常、不可少、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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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学校建筑、大量孩子死亡、家长追讨公道、政府打压

Qianci, on Strawberry Music Festival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潘基文秘书长发表声明指出，媒体在促进对话、相互理解与和解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保护新闻自由以及媒体工作者的安全对于维护人权、促进发展与和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潘基文表示，媒体能够挑战人们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也能够赋予少数和边缘化群体话语权；在那些处于冲突后重建阶段的国家，自由、负责的媒体对于实现善治和建立领导人与公众相互间的信心与信任至关重要。因此，一些政府对于媒体工作的压制和阻碍实际上损害了它们自身及全社会的利益。
秘书长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拘禁、袭击乃至杀害新闻工作者的事件仍大量存在，有些国家还对互联网使用和网络新闻自由进行限制和压制。据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估计，全世界被拘禁的媒体工作人员中，有45%是博客撰写者。他呼吁各国政府尊重这些公民记者的人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也发表声明指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因此，沟通文化差异成了一项主要的挑战。媒体被视为公断者，可以在鼓励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各方开展辩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
他强调，必须加强媒体建设，使之既能够批判地对待传承的观念，又能够宽容地对待不同的观点，同时提供有助于人们做出明智决策的信息，并且把不同的观点汇聚在一起，求同存异，通过对话来共同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
教科文组织今年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庆祝活动。已故斯里兰卡记者拉善塔（Lasantha Wickrematunge）将被追授2009年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1567

春是升发的季节。如果胡佳在身边，他定会如此说。

4月22日，周三。像过节一般，早早起来，梳洗，给孩子穿上昨晚准备好的衣服，又脱下，怕午饭前弄脏了，带了一包的小衣服备用。对宝宝说：今天看爸爸去！宝宝马上指墙上的照片，脸上笑眯眯。到了爷爷奶奶那儿，一说看爸爸，她就往墙上看，找照片。

中午一点，上了京开高速，和婆婆聊天，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去北京市监狱好多趟，第一次出这样的错误很不应该。到六环交界处下了高速往回走。

团河，清代是是皇族的行宫所在地，现在是北京市监狱所在地。

办完手续走进监狱会见室，胡佳已经在里面等了。他身边的警员又换了一个。墙上电子屏幕显示：胡嘉，4号。我们在4号窗口通过电话交谈。电话音效不好，几次中断。

玻璃很脏，已经模糊，中空玻璃之间，似乎还有万重的迷雾，我能看见胡佳，却不能完全看清。他瘦了许多，短短一个月时间，脸似乎尖了。他说吃不下东西，所以瘦了。我问能不能吃到鸡蛋，他说一个星期大概有一个或两个鸡蛋。他不和其他人一样吃饭，是监狱另给的素食。吃不下东西，睡觉也不好。我问他知不知道3月份以来体检的结果，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问监狱的工作人员，也说不知道，说要等医院给了才知道。可是常规的情况，一周内就能得检查结果啊！

我免不了又担心，2006年他失踪41天，回来第一次做体检，当天拿的B超结果怀疑他肝硬化，其他生化化验结果，隔了四五天才拿到，显示一切正常。我们当时大意了，太过相信这些迟到的体检报告，以为一切平安。谁知06年的4月份，渐渐地胡佳不吃东西，后来竟不愿意起床，我以为他太过疲劳，送到医院才知道病重需马上住院治疗。

如今又是四月，两个月的检查结果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抗病毒药已经停用三个多月了，他突然吃不下东西，突然消瘦，会不会又是身体出了状况？监狱对我们的交流审查，我认为是越来越严，他的家信往往要几次退回重写，我给他带的书，除了考试教材，其他也都送不进去。胡佳是不是在监狱向他们抗议了？监狱没有热水洗澡，是不是他又感冒了？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那么多耳朵在听，时事不让说，家事不便说，孩子淘气，一会儿走到门口去看父亲。这次她父亲身边的警员不如上次的那人和善，她又恐惧，一会儿跑回我的身边。那道门，我们相互无法跨越，只有孩子，天真无邪，偶尔穿过，亲近她的父亲。

突然电话断了，说是半个小时已经过去。警员催促胡佳回去。我心中万般懊悔，什么也没说，孩子也没有好好和父亲亲近，早知如此，不如不要说话了，让他们父女俩好好玩半个小时。

回家婆婆问我：他这么消瘦，怎么办呢？

怎么办？怎么办？

隔日，婆婆告诉我她给国保打电话了，我给监狱几次去电话，管事的人都不在，只有继续打电话，胡佳的体检报告，是不是早该告知家属和他本人？是不是要给胡佳用药治疗？是不是该保障胡佳的饮食营养？是不是该保障我们的通信自由？是不是不该限制家属给他送书、文具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监狱是不是该从人道及基本的卫生保健考虑，提供热水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