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作者: 寇延丁
ISBN: 9787544322737
定价: 28.0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装帧: 其他
出版年: 2007
今天突然看到寇延丁老师写NGO人《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一书的信息，虽然它的出版年限是2007。（出于安全考虑，就不给原始链接了。）其中有一节写的是我——2007年以前的我。我看了一遍，觉得惭愧，是不是一些小事经过文字记录就有了被美化的感觉？而且小的时候也还没有志愿者的概念啊。文中的曾金燕只是一个名字，里面提及她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许多人一起努力完成的。没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就没有那些已经完成的工作，至于是曾金燕、李金燕、王金燕，都不重要。有许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依旧在默默无闻地工作。
眼观当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生活比舞台还更戏剧化。当年认识胡佳时，他只是一个经常下乡的青年志愿者，我也是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如今他在狱中，我的敏感身份使得无论我去哪里都引来莫名其妙的麻烦。
很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回不去了。
它容不得你做一个诚实人。
不过再恶的制度，也阻止不了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善事。
我对自己说：保持信心和希望。
—————————————————-
曾金燕：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曾经希望这本书的主人公是“NGO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但曾金燕申明自己只是“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她在一家公司上班，生活收入也来源于此，虽然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她在“爱源”所做的一切，都是不领取工资的志愿服务。
为搞清“志愿者”的定义查了一些资料，觉得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的提法与我的理解接近：任何人士，不分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种族、宗教及政治背景，只要肯志愿发挥自己的时间承担责任，肯拿出勇气面对困难和挫折，不为酬劳为改进社会而服务，均可加入志愿者行列。
全职之外，志愿者因参与志愿服务程度不同也有不同类型，分别是：
边际志愿者——有参与公益活动的愿望但是没有投入实际行动的人；
潜在志愿者——有志愿服务愿望但无实际行动，稍加鼓励或者给予机会便能转化为普通志愿者；
普通志愿者——曾经或正在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的人，但是积极性一般；
优秀志愿者——坚持不懈地从事某项志愿服务，为之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或金钱，遇到挫折时想方设法解决并坚持志愿服务；
核心志愿者——又叫志愿者领袖，无偿地以全职或兼职身份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更多地以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协调人或推动者的角色出现，在志愿活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同时在深入地探索公益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长期从事志愿活动对周围人群形成一定的影响，拥有一批能随时动员的志愿者资源；
曾金燕应该是“核心志愿者”或称“志愿者领袖”，以其意志之坚定、理念之明晰、行动能力之强、影响之广，提到她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后一种称谓。
在路口亮一盏灯
曾金燕1983年10月出生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虽然只有23岁，从事志愿服务却已经十多年了。1995年她升入初中，作为班长，常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步行一个小时去一家敬老院，每人都认了一位爷爷或奶奶，陪老人们散步、聊天、晒太阳或者帮忙打扫卫生。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不可能真正做太多事情，但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寂寞的老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周末，盼望孩子们到来。对于老人的兴奋，曾金燕一开始有些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盼望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孩。长大后才知道，对于生活在孤独无助中的人来说，外来任何一丁点的帮助与探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自己一点善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快乐，是很有成就感的，激励着他们坚持下来，将周末去敬老院变成了班级的传统。
曾金燕第一次进入这家敬老院的时候只有5岁，堂姑姑在这里工作将她一起带了来。老人们无事可做，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吃饭，小金燕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包括到了晚上，年幼的她因为不习惯离开父母哭闹，老人们不是责怪她打乱了这里的宁静，而是都聚过来，探问孩子怎么了，看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这成了金燕来这里做志愿服务的潜在的原因。
曾金燕人生中与人为善的教育最早来自父亲。她的父亲曾经是班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成份不好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虽历经坎坷，但从不怨天尤人。很小的时候她家的房子在公路边上，乡间没有路灯，父亲就从自己家里牵出了电线，在屋外挂了一个灯泡，整夜亮着，虽然花掉家里不少电费，但父亲总说，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多，黑灯瞎火的，怕有人摔倒。
他们搬家后房子卖给了别人，金燕曾经回去过，看到屋外靠近公路的一侧空地种了很多菜，问到父亲那时候为什么不种点东西，回答是：我知道那片地土质很好，很适合种东西，可是那样的话路就变窄了，来来往往的人就会不方便。
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所做的一切，就像那盏彻夜不灭的灯一样，潜移默化之中给了金燕许多影响。
高中毕业后曾金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刚进大学没几天，就加入了“北京市高校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大学分会”并成为健康部负责人，从事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放寒假时她又回到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老人拉着金燕的手，询问她的情况，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连她十几年前为什么哭都记得。离家半年了，自己什么也没有为老人们做，但他们还是这样惦念着她，关心着她，金燕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幸福。原来，在路口亮一盏灯，不单是爱与善意的付出，所有的善举都是双向的，不仅照亮了别人，同时也温暖着自己。
因为我的痛，更懂得你的痛
曾金燕之所以会对志愿服务有这样的投入，如此倾心助人，也许还“得益”于从小与病痛为伴的经历。
曾金燕的身体多灾多病，小时候不知道心肌炎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只是记得稍微累一点，心就会跳到喉咙里。只记得自己好无助：“我很清楚需要帮助是什么感觉，多么需要有人在我旁边，关心我、爱护我。”
后来有一段时间，莫名地全身酸痛，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关节都在痛，根本就无法坚持上课。到了医院，一遍遍做全身检查却查不出病因，只好含混地说她是“生长痛”。升入高中又苦于痛经，常常会被痛晕过去的那种痛，有时候正在食堂吃饭，有时正在教室考试，一下就晕倒在地。提到那段经历，长于写作的金燕居然用到了一个词：“奇妙”，我相信她一定不是误用。
病痛成了金燕成长的伙伴和催化剂，小小年纪就勘破了生死，也许因为一直在“死”的阴影笼罩之下活着，她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她所要做的，只是珍惜当下。
在大学里，曾金燕参与红十字会和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活动，涉及生殖健康、性爱、同性恋和“艾滋病”。
入学不久，曾金燕接触到生命中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一群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他们把这位刚上大一的小女孩当作“救星”、“救命草”，向这位少不经事的小姑娘讲述压抑心头的积怨与绝望。他们是那么需要人帮助，这让曾金燕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她要尽可能地为这个群体多做点什么，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上。
了解越多，越是触目惊心，尽管艾滋病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安南曾经警告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如果你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非洲！”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压制误导，在当时，“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少数前辈艰难地做着破冰的工作，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大二寒假，曾金燕决定去河南，她要亲身去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金燕鼓动了两位钟情话剧创作的师兄同行，期望能够以此将有关艾滋病现状的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带进校园。行前，她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作为准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还带领两位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接触三十多名艾滋病人进行“心理预热”。
他们在一名染病的村民志愿者带领下偷偷摸摸潜进村庄，“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们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地跪在我们眼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微薄的力量，能帮什么忙呢？又怎么面对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坐视不管无异为虎作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那也有我一份罪恶的力量。因为我曾经沉默过，沉默就是默许，这些罪恶里肯定有我一份‘功劳’。必须行动起来，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曾金燕联合其他志愿者在北京高校宣传、演讲，并把自己在艾滋村里拍的照片进行展览。在一次展出中，一些戴着口罩的[zjy1]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上来：“赶紧辙掉！我们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老是揭我们的短？这些照片让我们如何在同学间抬得起头、如何到社会上找工作？！”
曾金燕终于忍不住了，当众大放悲声。能够办这样的展出已经极其困难，她哭，不是因为难，而是可悲：这就是中国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年轻一代！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只顾及自己的形象和面子，但没有想过自己的父老乡亲正在死。擦一把眼泪，曾金燕站稳了瘦弱的身体：河南的问题不是河南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条鱼在乎”
尽管自己在不满2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大量感染者并多次深入艾滋村，曾金燕却不赞成年轻人过早地深入艾滋病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当一颗过于柔软的心发觉自己面对巨大的痛苦无力拯救时，那种感觉是毁灭性的。
从河南回来之后，两位才子师兄都沉默了，他们告诉金燕，因为太过震惊，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有关话剧。虽然曾金燕用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姿态投入工作，但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她吃不下东西，厌食之外还失眠，终于入睡噩梦不断，这是曾金燕的文字中对自己梦境的描述：“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一双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她的体重急剧下降，瘦到了八十几斤，甚至总有切腕自杀的想法挥之不去。
抑郁状态持续了半年，那种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不论我们付出怎么样的努力都无力回天。金燕明白，自己不是被苦难，而是被绝望压垮了。
幸运的是，曾金燕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给了她尽可能的关怀和指导，得以通过倾诉和沟通得到安慰与疏导。终于，在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她盘腿坐在床上翻书，重遇了一则曾经读到过的小故事。退潮后，沙滩上留下了无数条小鱼面临必死的命运。一个孩子将鱼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但那个孩子依然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
这则故事点化了曾金燕：“‘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者和热心的前辈对我悉心的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照顾母亲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向被责任和激情共同驱使的成熟志愿者转变。”
她从抑郁症中挣脱出来，根本不想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大趋势有什么作用，能做点什么就静下心来全力去做。2003年10月担任“爱知行”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承担了第一届乡村访问学者项目的大量具体工作。出于天性中对人本身的关注，在实施这个项目的时候她格外注重参与其中的个体，为每一位都量身定做活动内容，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让他们得到更多资源，有利于此后的发展。一直关注身边“怪病”的河南上蔡农民程向阳是乡村访问学者项目第一人，后来成为多个艾滋病组织在基层开展工作不可缺少的干将。
一有闲暇，她总会独自或者组织其他志愿者一起下乡，住最便宜的旅馆，蹬着２０元租来的三轮车，挨家挨户看望艾滋病人，为他们送去募捐到的钱物；并且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经济状态、医疗状态、受教育等做出详实的调查报告，以便向基金会、爱心组织、个人筹来更多善款。2004年1月，曾金燕开始策划成立年轻人的艾滋病组织，专注艾滋孤儿和大众健康教育，尝试做艾滋病临终关怀，当死亡不可抗拒地降临，至少可以帮助那些感染者死得更有尊严一点。
在对染病的成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资助和关爱？曾金燕在探索中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艾滋病家庭的关怀、救助，同时进行普通公民的志愿精神的教育，志愿能力的建设。
2004年4月30日，她向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2004年5月，和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创办了“笔友俱乐部”，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爱源”创办志愿者网站：www.aids-care.org，搭建一个沟通志愿者与艾滋病家庭的桥梁，在面向艾滋病领域志愿者的免费公益读物《爱援》的发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是沧海一点水，我们知道拯救不了所有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但我们可以给一个孩子的未来点燃希望：我们可以资助一点钱，让孩子去读书，给孩子写一封信，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爱援》寄希望于孩子；另一方面，《爱援》寄希望于中国城镇新兴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在这个新兴阶层中普及公民意识，推广志愿服务意识，帮助城市里的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弥合当前社会撕裂，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
助人自助 共享快乐
我曾有意问过许多人，提到“志愿者”、“志愿精神”，提到“非赢利组织”与“民间机构承担的社会责任”会做何联想，很多人提到“雷锋精神”，联想到许多颇具崇高意味的词如“舍小家顾大家”、“舍己为人”、“无私奉献”、“蜡烛精神”，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高到让我心生惧意了。
虽然从小所做的事情就被人夸赞成“学雷锋做好事”，但曾金燕一直这么说：“如果说雷锋精神就意味着无私奉献，必须舍小家才能顾大家，只有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别人的话，那么我反对这样的‘雷锋精神’。”
在工作中，她经常和志愿者、准志愿者谈论志愿服务。谈到志愿精神，曾金燕喜欢借用“美新路公益基金”的话语，认为志愿精神的精髓就是“喜乐奉献”：快乐地帮助他人：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人不需回报；长期为他人提供帮助，不管受挫或者遇到变化，始终帮助他人；将帮助他人视为自我提高和完善的学习机会，助人以自助。
“爱己及人”是喜乐奉献的核心，喜乐的奉献是爱自己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单是付出，同时也是得到，帮助他人也是提高自己，助人即是自助。
曾金燕负责志愿者招募工作，在与几百名应征者交谈的过程中，都要问他们为什么报名参加艾滋病工作志愿服务。有人觉得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很可怜希望解救他们，有的因为自己生活幸福而他们生活悲惨觉得惭愧，也有觉得自己应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还有的是想这样做并且做着觉得很开心。外在的因素可能很多，最根本的却是自身内心为了达到更高一个层次的平和与幸福感。她所做的志愿者考核工作的本质，不是拒绝“不合格者”，而是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内心，甄别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我适合从事此项志愿服务吗？我内心渴望的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志愿服务类型？我想从志愿服务中期望回报吗？我能经受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吗？我是渴望从事打字的服务、帮助孩子的服务、宣传教育的服务还是到最艰苦的环境去服务？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才能使志愿服务产生更好的效果。
曾金燕提出“配对助养”和“笔友俱乐部”的概念，形式是一名志愿者配对一名艾滋病家庭的儿童，给孩子写信、邮寄学习用品和书籍、冬天给孩子邮寄保暖衣服，有条件的志愿者还不定期到乡村访问助养的孩子，有经济能力的志愿者为孩子每月提供50-150元不等的经济支持（无经济能力的志愿者所配对的孩子由“爱源”提供经济支持）。志愿者以同伴和家庭成员的身份，关怀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心灵、身体各方面健康成长，帮助儿童坚持在校学习，预防并处理儿童权利侵犯事件。
想成为“笔友俱乐部”的志愿者，提供资金的支持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承诺长期的爱与关注，五年、十年甚至一生，关注一个孩子的成长和人生，给他写信，与他成为朋友。
项目实施一年多，当地志愿者走访了这些孩子之后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学生朋友，孩子们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和向往。尽管遭受不幸，却能比其他一样命运的孩子更快地走出阴影，健康快乐地生活。”这，也正是“笔友俱乐部”项目的初衷。
在做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曾金燕反复地说：“你不需要放弃你的生命，也不需要放弃你的财产和家庭，你完全可以在善待这三者的前提之下再来做志愿服务。我们不是在舍己为人，只是把自己生活中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财力、一点点的精力贡献出来，给身边需要的人，而且你不仅仅是付出，同时也在得到。” 作为“爱源”的志愿者，大家贡献自己人生中富余的东西，同时能够从别人那里取得，获得让人生更丰富的精神的需求，更爱自己、更爱生活。有的孩子把志愿者写来的信当成宝贝，装在铁盒子里藏在枕头底下；有的孩子给她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个玩具娃娃取了志愿者笔友的名字，想她的时候就和娃娃说话。这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啊。志愿者聚会时谈到自己的收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爱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被尊重和爱惜。
志愿服务应有平常心
从事志愿服务一定要有平常心，许多人最初会有一种救世情怀，曾金燕说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在一篇题为《自度度人》的文章里这样分析：“我们自幼被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做了‘好事’被嘉奖，做了‘坏事’被惩罚；出于崇高的利他动机做事，我们会更加地被褒奖、支持，出于微不足道的利己动机的行为，常常被不屑一顾、被批评、被限制。我们渐渐迷失了自己，为了获得更多的嘉奖和支持，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常常用崇高的利他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就像志愿服务，用‘为了帮助另外一个人解脱困境’的理由，在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眼中，行动变得非常崇高，值得表扬和支持。再真实地看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内心平和与幸福从事志愿服务，难道就不那么值得支持和赞同了吗？”
这种平常心还存在于志愿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帮助一个孩子不要对他抱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值，期待他一定要出类拔萃。不管他将来是一个工人还是科学家、还是农民在家种田，我们对待他的态度都应该是一样的，重要的是通过自己跟他的交往让他看到了生命里有一种爱，感觉到了一种很遥远的人对他的关心，或许不是全班第一，但他好学了、勤奋了、快乐了，或许不会成为社会上重要的人，但他会更爱生活，就足够了。具体到通信的细节上，也不必觉得自己写一封信一定会收到一封充满了美好信息的信。有人一个月没有收到信很着急，曾金燕则会说，有人快热、有人慢热，有些人根本就不来电，可能这个孩子不习惯写信，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特别的事情就没有写，还可能是邮路出了问题。她建议志愿者不必等孩子回信，也可以多写封信问问他，甚至也可以告诉他自己的担心，没有收到你的信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很挂念。
“爱源”还面向志愿者提供许多辅导和支持，让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成为自己提高和成长的过程。许多志愿者都是年轻人，不曾有为人父母的经历，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自己还是“孩子”，在与小笔友沟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在情感上过分依赖怎么办？提出物质要求怎么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怎么办？通过“爱源”的网络，志愿者可以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拿出来一起讨论，通过沟通、交流和督导，慢慢形成了一种“平常态”，对孩子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学会对孩子说“不”，并在说“不”的同时让他明白自己对他的关爱不变。
在沟通与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志愿者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会让他们“毕业”，可以自己独立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成熟的志愿者仍然愿意通过“爱源”开展工作，因为他们不愿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谁，更不愿让别人知道，带来成为“模范”或者“先进”一类的麻烦，“爱源”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孩子和志愿者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由于曾金燕的付出和贡献，提到“爱源”，人们总会与她联系在一起，也有人说“爱源”的理念就是曾金燕的理念，她则说“爱源”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是我们大家的，但又不是我们大家的。为什么？“爱源”只是一个平台，你有什么社会理想，我们帮助你到这里来实现，而不是说我们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要找到你来做。
一位年轻人有了艾滋村的小笔友，往往会带动他（或她）的室友、读研的同学、朋友、甚至中学时代的同学的朋友加入其中。这个“爱的圈子”的延伸就像爱本身一样是没有边界的。在金燕与其他志愿者的努力下，“爱源”迅速发展，目前被资助的孤儿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多位，有二百余位志愿者，但“爱源”的机构却很小，除了曾金燕堪比全职的“业余志愿服务”之外，目前只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谈到对“爱源”的期望，她说：“不管我以后在不在这里，对这个组织有多大的影响力，我希望它能是一个真正的草根。NGO就是要小，规模一大，你必须要管理，要制度化、程序化、职业化，与真正的草根就有区别了，‘爱源’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草根组织。”
对于从事与艾滋病有关的工作遇到的困难，人们可想而知，特别是当曾金燕承受这一切的时候，让人尤其百感交集。原本多病的她又经历了一次被报病危的急性脑膜炎，面对她的时候，面对这个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和压力的女孩，我忍不住痛惜她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她的瘦，甚至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里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但她却一再对我说自己很好、很快乐：“困难随时都有的，忙啊累啊也随时都有，人生中的苦很多，不受这种苦就要受那种苦，不如看开一点，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我现在很好，真的很好，就连每次下乡都很高兴，看到院子里开着的花，看到栏里正在长大的猪，更高兴的是看到孩子的笑脸。我实在是太喜欢孩子了！每个小孩子都是天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自己心里要亲近他们、帮助他们的渴望。做这件事情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每天都要刷牙一样，平常、不可少、自然而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