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河南行
苦难，是成长的催化剂。
引子：
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一双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
门开了，灯亮了，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怎么大声叫，被鞭炮吓了？要不要和妈妈睡？”爸爸的声音有点沙哑模糊。我没有看爸爸，翻了身朝墙，说：“没事的，可能过年太兴奋了就睡不好，你去睡吧。”爸爸关灯关门走了。我的泪马上涌出来，头发紧贴着额头，湿漉漉的。远方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看看表，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再也无法入眠，脑子非常清醒，寒冬河南艾滋病村之行，仿佛就在昨天。
初进艾滋病村：
2001、2002年，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还是个禁忌，政府民众都在掩耳盗铃，艾滋病领域的先驱们做着破冰工作。我进入大学二年级，做了一年的艾滋病工作志愿者，仍然觉得自己对中国艾滋病现状的理解很肤浅。2002年末，我鼓动了中国人民大学话剧创作才子孙小杭和高喆师兄与一起我深入农村艾滋病地区调查、体验。期望来年能给大学校园更真实的艾滋病现状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我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买好一切可能用到的旅行用品和应对紧急状况的药品，带上好心人捐赠给艾滋病家庭孩子的冬衣，带领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看望三十多名艾滋病试验病人为进艾滋病村做“心理预热”。高师兄特意去美容店把刚烫卷染色的头发拉直剪短，穿上父亲年轻时的军绿色棉大衣，临行在校门口和女友长达一分钟热吻，惹得行人驻足观望，仿佛生离死别。村民感染者老任、师兄孙小杭和高喆、我，四人在火车站集合。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拥挤着，我在人群中四脚离地居然顺利上了火车。
下了火车买好长途巴士的车票进站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车票所示的车，售票员爱理不理地给我们换了短途车票，中途再转了一趟车，碰见数十个嗑瓜子的女人和乞讨的孩子，才到我们的目的地——紧邻上蔡县的新蔡县。
在一间不起眼的旅馆安顿好行李，天阴沉沉的。大街上小贩仍旧叫卖，巴士绕来绕去希望多拉一个客人。忙碌的气息让我一路紧悬的心不知不觉放松了：如果不是艾滋病……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人人为了生活而劳作。坐在进村的三轮车上，老任屡次提醒我们小心不要被官方的人发现了，又告诉我们许多骑三轮车拉客的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去年就有人骑着三轮车就倒下了。我忐忑不安，坐人力车向来是我的心病，坐——觉得自己在压迫一个人，不坐——又觉得让车夫丧失了一笔收入。我紧紧盯着车夫的背，害怕他突然倒下。为了不让官方人员发现，在老任的指引下，车夫把我们拉到一个隐蔽的路口，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偷偷摸摸”进村了。
村民感染者/患者早就在老任家里等我们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至今我无法忘记那间阴暗的屋子里，拥挤着二十几个村民和孩子，村民指头夹着香烟，黝黑消瘦的面孔躲在升起的弱如游丝的香烟后头，压低嗓子，倾诉自己的、家庭的、村庄的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们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地跪在我们眼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微薄的力量，能帮什么忙呢？又怎么面对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翠花（化名）的叔叔请求我们去看翠花的母亲，她已经病危了。翠花家和小饭馆就在村口医院对面，店面是小饭馆，后头住人。我走在最前，师兄紧跟。一掀门帘，一股恶臭迎面扑来，我强忍着。床上一个没穿裤子的三十岁左右骨瘦如柴的女人，眼珠子一动不动，流着口水靠在一个女孩身上，床前另一个女孩用汤匙往女人口里送汤汁。听见有人进来，两个女孩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神茫然。师兄进来，端汤汁的女孩迅速用被子盖住女人的下半身。房间里腐烂的恶臭越来越浓烈，我转身故作平静地走出房间，让师兄进入。走到屋外我忍不住蹲地上干呕。师兄出来的时候，已经把DV关上藏起来了。两个女孩是病人的女儿，马上要失学了，老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家庭的不幸。
已经很晚了，天空下起了雨，我们狼狈地出村回到县城。吃过晚饭回到旅馆，没有热水，暖气空调坏了，好冷，疲惫不堪却又无法入眠。打开房门，旁边发廊里的人探头张望，眼光猥琐贪婪。师兄在给母亲打电话时提到自己流泪了，母亲着急得不得了，因为害怕儿子感染上艾滋病，师兄笑着安慰母亲，坚定地告诉她眼泪不会感染艾滋病。这是2002年冬天，三个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河南艾滋病地区。
遭遇地方官员：
第二天进村，村支书已经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边和村支书干旋，一边在村民的掩护下藏起DV和照相机。在村支书的“陪同下”，我们终于走到入村的大道，五六个地方官员守在村口，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很冷漠，例行公事地给我们检查证件和盘问“来此的的目的”。老任圆滑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身份和目的，我们也一直强调自己的学生身份。卫生局局长来了，接我们去了县城宾馆，派了十几名官员和戴着金戒指金项链涂脂抹粉的“女村民感染者代表”陪同我们吃饭，一起被请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和艾滋病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我生平经历的最丰盛筵席，还未举筷子，服务员小姐已经开始换盘上新一道菜了！卫生局长不停地给我们讲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和工作的难处。想起李大叔哭泣的脸，想起李大叔家见底的粮屯和取代锅的瓦罐，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酒足饭饱之后，官员们抹着嘴，剔着牙鱼贯而出。李大叔要来塑料袋，把饭桌上吃剩的食物装进袋子，一边喜滋滋地说，可以吃好几天了。卫生局长要来120急救车，把我们送到村医疗站，打开重重铁门，指着两间房里的艾滋病知识展板，拉长了语调：“要多看看我们的工作嘛——”
毕竟是学生，官员们并未对我们多警惕，似乎有更重要的任务，坐车先走了。师兄在村民的带领下，走到村口去拍一百多个埋葬着因艾滋病死亡的村民的坟墓。下午我进村小学拜访校长，了解学校和儿童的情况。在小学外遇见基金会的杜聪先生，他刚从学校和校长谈话出来。我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正在打电话，虽然压低了声音，谈话内容却一清二楚，原来是向教育局报告刚才和杜聪先生的谈话内容。那神态，活脱脱一个克格勃！索然无味的交谈，也知道了学校孩子失学情况严重，学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已经是严重的问题。傍晚临近的时候，我找到师兄，一起大摇大摆地走村大道出村。村口就是医院，年纪大的村民告诉我们，其实60年代已经开始卖血了，村民在医院有编号，什么时候需要鲜血就到村里要人。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村里出来回到家乡，又从家乡回到北京的学校，随身带的，除了记忆什么也没有。我一天天做着噩梦，吃不下东西。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一点点吞噬我的心。我绝望了：贫困、地方官僚使他们走上了艾滋病的不归路，我能做什么！我能改变什么！却又固执的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节约下来，为的就是在网上多做一点事情，多让一个人关注艾滋病问题。师兄和老任成了朋友，接了一个患者在北京打工的孩子到家里过年。他把DV还给朋友，对我说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和艾滋病有关的话剧，太震惊了！
绝望和不知所措常常在午夜梦回时占据我的心，我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放弃吧！放弃吧！何必这么痛苦地进行一项没有希望的工作呢！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啊！吃饭、睡觉、穿衣……我无时不刻地谴责愧疚自己过着比李大叔好的生活。同学的不理解、父母的担忧和反对，时不时刺激我的神经。我甚至渴望流血，夜间能看见自己左手手腕被割开，鲜血流出来，流满整个床铺，第二天舍友起床尖叫着发现我已经死了。在没有人发觉、自身也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患上了忧郁症，体重急剧下降，只剩下八十多斤。
迷迷糊糊半年时间过去了，我努力地做事情来忘却，却又通过更加勤奋的艾滋病工作来加强冬天河南之行的记忆。不知道是六月的那一天，太阳过于热烈，我盘腿坐在床上看书，一个故事吸引了我。到今天我已经忘记故事发生的具体细节了，只记得海退潮了，沙滩上极力挣扎着无数条被浪冲上的小鱼儿。一个孩子捡起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孩子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
“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志愿者们和热心的前辈们对我悉心的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照顾母亲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转变为一个在责任和激情共同趋势下服务的志愿者。
2004年5月，我和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创办了 “笔友俱乐部”，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通过美新路公益基金的文字，我找到了一直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志愿精神的精髓——喜乐精神：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人不需回报；长期为他人提供帮助，不管受挫或者遇到变化，始终帮助他人；将帮助他人视为自我提高和完善的学习机会，助人以自助。
——2005年5月3日于BoBo自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