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园

“麦格塞塞奖”又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菲律宾麦格赛赛奖 基金会于8月初宣布了2007年度7人的获奖名单 ，共有3名中国公民获奖。他们分别是：被称 为民间环保思想家唐锡阳老师，从事艾滋病援助工作的杜聪先生，以及我的丈夫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作为妻子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这样的荣幸，不仅是因为光诚从事维护人 类尊严的事业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肯定，更在于我们中国多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们也曾 获得此项殊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妇女权益工作者吴青教授，民间环保组织 “自然之友”创始人粱从诫教授，“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及时曝光 SARS真相拯救了无数生命的蒋彦永医生等都曾荣膺此奖。光诚能追随这些前辈的价值观和贡献，作为光诚的妻子我为他而骄傲。

每个获奖者都是亚洲的英雄，是承载着良知、勇气、宽容、实干和智慧的亚洲之星。而麦格赛赛奖特别说明入选人士的国籍，表达了所有获奖者得的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他们的家人、也属于他们的朋友、更属于他们所在的国家。在家人和朋友为获奖者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所在国的政府和社会大众也会为有这些优秀的公民而骄傲。中国政府也应该会为今年获此殊荣的三位中国公民喝彩、加油。

    我的亲属已经于 2007年8月 17日探望过光诚，告知了光诚这个喜讯。他很欣慰和鼓舞，立刻表达了前往菲律宾领奖的意愿，他多么盼望和本年度亚洲最优秀的人士们欢聚。但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光诚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无法前去菲律宾。而我是自由的中国公民，我的言论和旅行自由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保障。我已经办理的菲律宾签证并买好了机票，将于 2007年8 月24日中午 12：55，乘坐菲律宾航空 PR359航班飞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代我丈夫光诚领奖。我把这份奖励和殊荣带回给我日夜思念的爱人陈光诚，带回给我的亲人和朋友们，也带回给我的祖国。

袁伟静

2007年 8月19日 农历七月初七 七夕情人节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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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9520738      

苦难，是成长的催化剂。

引子：

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一双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

门开了，灯亮了，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怎么大声叫，被鞭炮吓了？要不要和妈妈睡？”爸爸的声音有点沙哑模糊。我没有看爸爸，翻了身朝墙，说：“没事的，可能过年太兴奋了就睡不好，你去睡吧。”爸爸关灯关门走了。我的泪马上涌出来，头发紧贴着额头，湿漉漉的。远方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看看表，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再也无法入眠，脑子非常清醒，寒冬河南艾滋病村之行，仿佛就在昨天。

初进艾滋病村：

2001、2002年，中国的艾滋病问题还是个禁忌，政府民众都在掩耳盗铃，艾滋病领域的先驱们做着破冰工作。我进入大学二年级，做了一年的艾滋病工作志愿者，仍然觉得自己对中国艾滋病现状的理解很肤浅。2002年末，我鼓动了中国人民大学话剧创作才子孙小杭和高喆师兄与一起我深入农村艾滋病地区调查、体验。期望来年能给大学校园更真实的艾滋病现状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我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买好一切可能用到的旅行用品和应对紧急状况的药品，带上好心人捐赠给艾滋病家庭孩子的冬衣，带领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看望三十多名艾滋病试验病人为进艾滋病村做“心理预热”。高师兄特意去美容店把刚烫卷染色的头发拉直剪短，穿上父亲年轻时的军绿色棉大衣，临行在校门口和女友长达一分钟热吻，惹得行人驻足观望，仿佛生离死别。村民感染者老任、师兄孙小杭和高喆、我，四人在火车站集合。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拥挤着，我在人群中四脚离地居然顺利上了火车。

下了火车买好长途巴士的车票进站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车票所示的车，售票员爱理不理地给我们换了短途车票，中途再转了一趟车，碰见数十个嗑瓜子的女人和乞讨的孩子，才到我们的目的地——紧邻上蔡县的新蔡县。

在一间不起眼的旅馆安顿好行李，天阴沉沉的。大街上小贩仍旧叫卖，巴士绕来绕去希望多拉一个客人。忙碌的气息让我一路紧悬的心不知不觉放松了：如果不是艾滋病……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人人为了生活而劳作。坐在进村的三轮车上，老任屡次提醒我们小心不要被官方的人发现了，又告诉我们许多骑三轮车拉客的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去年就有人骑着三轮车就倒下了。我忐忑不安，坐人力车向来是我的心病，坐——觉得自己在压迫一个人，不坐——又觉得让车夫丧失了一笔收入。我紧紧盯着车夫的背，害怕他突然倒下。为了不让官方人员发现，在老任的指引下，车夫把我们拉到一个隐蔽的路口，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偷偷摸摸”进村了。

村民感染者/患者早就在老任家里等我们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至今我无法忘记那间阴暗的屋子里，拥挤着二十几个村民和孩子，村民指头夹着香烟，黝黑消瘦的面孔躲在升起的弱如游丝的香烟后头，压低嗓子，倾诉自己的、家庭的、村庄的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们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地跪在我们眼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微薄的力量，能帮什么忙呢？又怎么面对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翠花（化名）的叔叔请求我们去看翠花的母亲，她已经病危了。翠花家和小饭馆就在村口医院对面，店面是小饭馆，后头住人。我走在最前，师兄紧跟。一掀门帘，一股恶臭迎面扑来，我强忍着。床上一个没穿裤子的三十岁左右骨瘦如柴的女人，眼珠子一动不动，流着口水靠在一个女孩身上，床前另一个女孩用汤匙往女人口里送汤汁。听见有人进来，两个女孩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神茫然。师兄进来，端汤汁的女孩迅速用被子盖住女人的下半身。房间里腐烂的恶臭越来越浓烈，我转身故作平静地走出房间，让师兄进入。走到屋外我忍不住蹲地上干呕。师兄出来的时候，已经把DV关上藏起来了。两个女孩是病人的女儿，马上要失学了，老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家庭的不幸。

已经很晚了，天空下起了雨，我们狼狈地出村回到县城。吃过晚饭回到旅馆，没有热水，暖气空调坏了，好冷，疲惫不堪却又无法入眠。打开房门，旁边发廊里的人探头张望，眼光猥琐贪婪。师兄在给母亲打电话时提到自己流泪了，母亲着急得不得了，因为害怕儿子感染上艾滋病，师兄笑着安慰母亲，坚定地告诉她眼泪不会感染艾滋病。这是2002年冬天，三个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河南艾滋病地区。

遭遇地方官员：

第二天进村，村支书已经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边和村支书干旋，一边在村民的掩护下藏起DV和照相机。在村支书的“陪同下”，我们终于走到入村的大道，五六个地方官员守在村口，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很冷漠，例行公事地给我们检查证件和盘问“来此的的目的”。老任圆滑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身份和目的，我们也一直强调自己的学生身份。卫生局局长来了，接我们去了县城宾馆，派了十几名官员和戴着金戒指金项链涂脂抹粉的“女村民感染者代表”陪同我们吃饭，一起被请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和艾滋病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我生平经历的最丰盛筵席，还未举筷子，服务员小姐已经开始换盘上新一道菜了！卫生局长不停地给我们讲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和工作的难处。想起李大叔哭泣的脸，想起李大叔家见底的粮屯和取代锅的瓦罐，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酒足饭饱之后，官员们抹着嘴，剔着牙鱼贯而出。李大叔要来塑料袋，把饭桌上吃剩的食物装进袋子，一边喜滋滋地说，可以吃好几天了。卫生局长要来120急救车，把我们送到村医疗站，打开重重铁门，指着两间房里的艾滋病知识展板，拉长了语调：“要多看看我们的工作嘛——”

毕竟是学生，官员们并未对我们多警惕，似乎有更重要的任务，坐车先走了。师兄在村民的带领下，走到村口去拍一百多个埋葬着因艾滋病死亡的村民的坟墓。下午我进村小学拜访校长，了解学校和儿童的情况。在小学外遇见基金会的杜聪先生，他刚从学校和校长谈话出来。我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正在打电话，虽然压低了声音，谈话内容却一清二楚，原来是向教育局报告刚才和杜聪先生的谈话内容。那神态，活脱脱一个克格勃！索然无味的交谈，也知道了学校孩子失学情况严重，学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已经是严重的问题。傍晚临近的时候，我找到师兄，一起大摇大摆地走村大道出村。村口就是医院，年纪大的村民告诉我们，其实60年代已经开始卖血了，村民在医院有编号，什么时候需要鲜血就到村里要人。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村里出来回到家乡，又从家乡回到北京的学校，随身带的，除了记忆什么也没有。我一天天做着噩梦，吃不下东西。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一点点吞噬我的心。我绝望了：贫困、地方官僚使他们走上了艾滋病的不归路，我能做什么！我能改变什么！却又固执的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节约下来，为的就是在网上多做一点事情，多让一个人关注艾滋病问题。师兄和老任成了朋友，接了一个患者在北京打工的孩子到家里过年。他把DV还给朋友，对我说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和艾滋病有关的话剧，太震惊了！

绝望和不知所措常常在午夜梦回时占据我的心，我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放弃吧！放弃吧！何必这么痛苦地进行一项没有希望的工作呢！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啊！吃饭、睡觉、穿衣……我无时不刻地谴责愧疚自己过着比李大叔好的生活。同学的不理解、父母的担忧和反对，时不时刺激我的神经。我甚至渴望流血，夜间能看见自己左手手腕被割开，鲜血流出来，流满整个床铺，第二天舍友起床尖叫着发现我已经死了。在没有人发觉、自身也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患上了忧郁症，体重急剧下降，只剩下八十多斤。

迷迷糊糊半年时间过去了，我努力地做事情来忘却，却又通过更加勤奋的艾滋病工作来加强冬天河南之行的记忆。不知道是六月的那一天，太阳过于热烈，我盘腿坐在床上看书，一个故事吸引了我。到今天我已经忘记故事发生的具体细节了，只记得海退潮了，沙滩上极力挣扎着无数条被浪冲上的小鱼儿。一个孩子捡起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孩子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

“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志愿者们和热心的前辈们对我悉心的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照顾母亲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转变为一个在责任和激情共同趋势下服务的志愿者。

2004年5月，我和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创办了 “笔友俱乐部”，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通过美新路公益基金的文字，我找到了一直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志愿精神的精髓——喜乐精神：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人不需回报；长期为他人提供帮助，不管受挫或者遇到变化，始终帮助他人；将帮助他人视为自我提高和完善的学习机会，助人以自助。

­——2005年5月3日于BoBo自由城

古言鱼来雁往情深长，父亲艾滋病病逝，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是那一封封来自远方的信，成为这个家庭新竖起的精神支柱。

一张全家福

（图：母亲、父亲、小雪、弟弟还有母亲怀胎四月尚未出世的孩子。全家福拍了没几天，父亲就艾滋病去世了。）

2004年夏天最热的日子里。小雪在广州当保安的父亲，发起了高烧。身强体壮的父亲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吃吃感冒药、退烧药就可以过去。结果几天了还是高烧不退，广州是大城市，打工的父母看不起病，赶忙回到了家乡——河南省一个偏远的村庄。父亲高烧第19天，由于腹泻不止，体重急剧下降，虚弱晕倒在床前。邻居、亲戚都来了，七嘴八舌出主意。曾经参加几次有偿献血的父亲心里开始发毛，同村当年参加有偿献血的村民中已经有五十多人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父亲请求本村的医生给自己用艾滋病药物。因为没有做过艾滋病检测没有政府发放的治疗证，乡村医生拒绝了。接着父亲被家人送到县人民医院，医生怀疑他是肝病，做肝脏检查，后来又用机会性感染的药物治疗，始终没有用抗病毒药。住院第16天，医生说“快回家”。按当地的风俗，人要死在自己家里，否则对家人不吉利。

小雪8岁了，过完暑假就是小学二年级。这天她和往常一样在地板席子上躺着玩，汲取大地母亲的清凉，大大的眼睛困惑地看着屋子里叹息的姑姑叔叔，胖胖的小脸惹人疼爱。1岁的弟弟在门外屋檐下临时搭的小床上坐着，没有人照看。爷爷蹲在院子墙角抽烟。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身子发黄，通身上下都是皮疹结痂，瘦，嘴唇发白，胡子和头发毛毛刺刺的样子。母亲把白酒倒在毛巾上，给父亲擦身体。日中了，没有人准备午饭。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知了，知了……”

院门外走来十几个陌生人打破了沉闷。他们自我介绍是北京来的艾滋病工作志愿者，其中两位是当地的志愿者。爷爷拉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问是不是送药来救儿子的，对方摇了摇头。这些陌生人在小雪家里引起了一阵骚乱，他们安慰了小雪家人，关于药物的话语让小雪父亲燃起生的希望；他们告诉小雪母亲如何护理病重的父亲，并解释全家共用仅有的一条毛巾不会感染艾滋病；他们还劝服小雪母亲也去作HIV病毒检测。小雪很好奇，不太明白眼前的事情，但是很喜欢照相机的闪光灯，和妈妈弟弟站在一起，靠在父亲的病床边，有了全家人的第一张照片。然而，志愿者走后没几天，小雪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亲戚们低声地哭泣，因为没有钱，也就没有按照风俗筵请宾客来吃“告别饭”。担心火葬花太多的钱，就悄悄地把大牛埋葬了。最初的日子里，小雪感觉父亲还在广州打工。母亲明显瘦了，8月份查出感染艾滋病后，开始精神恍恍惚惚，家里好吃的都留给两个孩子了，晚上无法入眠，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无奈之中，小雪母亲去医院流产了，这个家庭又失去了一个生命。

上天给小雪全家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

9月开学后，小雪开始着慌，死亡！爸爸真的回不来了？母亲变得非常沉默，待在空空的家里，和一岁的弟弟在一起。因为艾滋病，母亲不愿意走出家门和村民待，“出去都觉得矮人一等啊！”对着志愿者，母亲流泪了。每过一月半月，都有志愿者来看望，有时是北京的，有时是当地的。麻烦事还在后头，由于没有把小雪父亲送去火葬，小雪一家拿不到大牛的死亡证。没有死亡证，民政部就不给小雪一家发救助金。当地的志愿者几番周折，为小雪一家争取民政部的救助，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孩子一个8岁，一个1岁，母亲没有工作。还没有走出失去丈夫和未出世的孩子的打击，自己也感染艾滋病的事实，更让母亲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在石家庄骑三轮车挣钱的妹妹，陆陆续续寄来50或者100元，帮助小雪一家度过眼前的日子。

乡村里没有暖气，2004年的冬天比往年还冷。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该多好！可以节省下衣服和鞋子，可以节省下棉被，还可以不用吃足够的食物来弥补御寒的消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弟弟从母亲被检测出艾滋病开始，就断奶了。已经记不清是11月底12月初的哪一天了，小雪一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写信的人自我介绍说是北京一个医学院的研究生叫李萍，从一个志愿者那里获得她们全家的情况，愿意和孩子交朋友。在信中，李萍和孩子说要好好学习，要听妈妈的话，要照顾好弟弟。李萍还给小雪寄来棉袄、书和生活费。小雪很高兴，不但有了新衣服和书，还有一个远方的阿姨。小雪母亲给李萍回信了，感谢“亲姐妹一样”的李萍，诉说心里的苦闷。

李萍是一个善良、纯真，诚恳的研究生。当听说有一个志愿者和艾滋病家庭的孩子一对一配对，志愿者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活动时，非常感兴趣。但由于活动是要和孩子写信进行心灵交流，觉得责任重大，不敢轻易决定。告诉了先生自己的想法，先生的支持让她充满信心，决心和一个孩子做一辈子的朋友。她给志愿者写信说“我们很想帮助一个身体健康的小女孩，至于年龄，家庭情况以及学习成绩等没有特殊的要求。”于是，李萍也成为一名志愿者。缘分，让小雪一家和李萍夫妇走在一起，上天让小雪失去了父亲，又让小雪拥有了李萍阿姨和于叔叔。“更多时候，我既和和小雪又和她的妈妈写信。刚开始小雪妈妈的信充满了绝望，说自己不想活了。我和她说，如果你死了，两个孩子没有人管，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在信中宽慰她，药物会跟上的，你要好好休息，保证营养。平时要注意，出现流血的情况不能让孩子碰……渐渐地，我觉得小雪的母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生活似乎有指望了。前一段时间她给我写信来，说一定要好好活，为了两个孩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到乡村做家访的志愿者陆陆续续传来消息，说小雪变了，变得非常懂事。每天放学回来认真地做作业，做完作业抱着弟弟或带弟弟到外面玩。“要不是这样（小雪抱着弟弟），我简直没办法做饭。”弟弟两岁了，非常淘气，还不懂事，给妈妈添了不少麻烦。小雪对弟弟说：“不要淘气啦，不要气妈妈了（惹妈妈生气）！”看见妈妈闷闷不乐的样子，小雪总是说：“你高兴一点成不成？”努力地鼓励妈妈走出去，到外面和邻居、村民玩。校长夸奖小雪是勤奋懂事的好学生。因为小雪，志愿者认识了校长，又由于校长的热心和对孩子们的关心爱护，志愿者们慢慢地筹集了资金，帮助这个小学里所有的艾滋病家庭的孩子上学并配对笔友。小学的情况比较艰苦，志愿者还筹集了书籍为小学建立起乡村图书室。校长自豪地说：“我们是当地第一个建立起图书室的乡村小学。”

（图：中间的一位是校长，左右的两位是家访看望孩子的志愿者。校长很自豪，身后是热心人捐赠的书。）

“娃娃的名字叫李萍”

2005年暑假，几个志愿者下乡家访。细心的志愿者给小雪带去了一个布娃娃。这是小雪人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玩具，非常开心，给娃娃取了名字叫李萍。

“为什么叫李萍？”志愿者问。

“因为我想李萍阿姨的时候，我就和娃娃说话。”小雪奶声奶气地说，说完拿出李萍写来的信，念给怀抱里的娃娃听。

（图：小雪抱着娃娃念信。）

（图：志愿者聚会，右二是李萍）

志愿者回来后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志愿者聚会，大家兴高采烈地和写过电邮、通过电话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们分享自己所帮助的孩子的信息：进步了！懂事了！可爱了！长高了？瘦了还是胖了？李萍听去家访回来的志愿者说起“娃娃的名字叫李萍”的故事，笑了，眼睛里跳跃着含羞的喜悦和幸福，脸蛋红红的。从来没有期望过年幼的小雪亲自给她写信，李萍非常激动地告诉大家她收到了小雪亲手写来的第一封信，并带来了和大家分享。

小萍阿姨：

您好！

以前之是（只是）你给我写信，我从来没有给你写。只是给你回信。

在这次期末考试，考的还可以。数学考了95，语文80 ，比上一次考的好。不过我不会骄傲。我会加倍努力像你一样，当个大学生，一个白衣医生。

放假了，我买了一本暑假作业，平常作一作(做一做)。有时，就帮妈妈照顾弟弟，弟弟长大了。懂事多了。

你说金燕阿姨寄了我的照片给你。我还那个样子不胖不瘦。

六一儿童节都过去一个多月了。在那天我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玩的非常开心。你给我买的衣服很合适，谢谢你和小于叔叔。

祝你和小于叔叔天天快乐，身体健康！

小雪   7月19号

李萍马上要研究生毕业了，要完成的实验很多，节假日也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冬天来了给小雪买棉袄，没有时间去乡村，只好邮寄。她的研究生同学，和研究生同学的两名大学同学，以及一位大学同学的高中同学和现在的同班同学，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都分别助养了一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志愿者原以为自己只是全心全意地付出帮助孩子，没想到孩子们反而给自己带来精彩的故事。有一个孩子把志愿者“兔子姐姐”写来的信当成最宝贵的财产放在铁盒子里藏在枕头边。还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小男孩被问谁和他写信，当时还不知道站在身边的就是和自己写信但是没有见过面的姐姐，马上回答“俺张红玲姐”，浓浓的地方口音，真挚的感情，让志愿者搂着孩子激动得流泪。孩子们的珍爱，给志愿者带来人生体验的高潮。曾经失去亲人的孩子，小心翼翼地珍惜这些从未谋面的姐姐、哥哥、叔叔、阿姨的关爱，在这些远方亲人的信件鼓励下，慢慢地走向自信、开朗、勇敢、乐观，立下了理想要去远方的城市和姐姐、哥哥、叔叔、阿姨一样努力学习，成为他们那样优秀的人才。当地的志愿者向阳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学生朋友，孩子们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和向往。尽管遭受不幸，却能比其他一样命运的孩子能更快地走出阴影，健康快乐地生活。”

漫漫长路，我们携手同行

（图：小雪抱着弟弟）

最近一次到乡村访谈的志愿者见到小雪是11月4日。当时小雪课间正在和同学们玩丢沙包的游戏。她比去年瘦了许多，脸色也没有了红润，微微发黄，令人心疼。坐在教师休息室，和校长在一起，她很安静，说话时声音很小。志愿者担心孩子的身体。

“你平时早上都吃什么？”

“油饼。”

“中午呢？”

“面条。”

“晚上吃什么？”

“稀饭。”

“有肉吃吗？”

小雪迟疑了一下，似乎在回忆，才细声地说“没有……”

“鸡蛋有没有？”

“有时候有。”

……

上课铃响了，小雪飞快地跑回教室。弟弟和小雪非常要好，每天早上小雪背起书包去学校，弟弟就对妈妈说：“妈妈去（学校）找我。”然后跟着姐姐去学校，到了学校等妈妈来接自己回家。小雪妈妈种了地，小雪的伯父经常来帮忙干农活。今年麦子打下来，足够一家吃饭。可是原本要卖了挣钱的苞谷，因为十月份连续的大雨，泡水了换不来钱了。小雪妈妈免疫细胞下降得很快，去年960今年只剩下200多了[1]。“我以前总想着自己要是死了怎么办，孩子要吃饭、要穿衣、要读书、要人照顾……现在不想那么多了，孩子还小，我要活下来。再说她李萍阿姨很关心，这么多人关心我们。”又指着里屋说：“孩子给她李萍阿姨写了信，还没有去乡里寄出去呢！”

李萍从下乡回来的志愿者那听说孩子母亲的话后，沉默了一会儿：“把毕业的事情处理好后，一定去村里看小雪。这孩子已经是我一辈子的事情了。”是的，她不久会去乡村，看望自己助养的孩子，也看望别人助养的孩子。她们会相互写信、相互关心，一辈子不分开。

（可以来一张合成图片，做成大头贴的版式，把小雪和李萍的头像放在一起：）

[1]这意味着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感染其他疾病生病。艾滋病病人并不是死于艾滋病病毒(免疫力缺陷)本身，而是死于免疫力下降后感染的其他疾病。

200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