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曾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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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一．胡曾颠覆的正义
我到三亚参加张远山的《庄子奥义》新书发布会，其实只是想做一次逍遥游。因为查出我的心脏有毛病，医生很担心我的远游太过劳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心气劲儿了。见了单正平、韩少功、叶兆言、毕飞宇、伍立杨、周实、徐晋如、陈村等新老朋友，我都没有开口的意趣。胸罗万有的思想家顾则徐先生在广东正写作朱德评传，他听说了我的病情，很是忧虑，写信说这种病不易药治，建议我练一种动作简洁的武术，如形意拳中的任一形即可。虽然北京的年轻朋友提醒我，08年算我的四十寿辰，我却似乎一下子迈入了老年。
从三亚回到北京，最触动我的消息是，胡佳被捕。这个被迫坐在家里、没有行动自由的人权活动家，在被监视居住长达两三年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被捕。这样的消息让我更加沉默、羞愤；我像一个再次得了抑郁症的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离。
人生的许多遗憾是永远难以弥补的，我对胡佳、曾金燕的歉疚就是。数年前，我还跟胡、曾同事，每次听胡主持会议，他都是事务的，有条理的，曾则是笑着的；那时的他们年轻、小儿女。转眼间，我退居宁静的书斋；他们相爱、独立，更坚实的行动。让我敬而且愧。我们生存的安全和福祉要弟弟妹妹甚至是下一代人来争取，让我这样的书生总觉得羞惭。据说胡曾所住小区的老太太们，看到警察那样没日没夜地守着，并跟胡佳发生冲突，于心不忍，好心地劝胡佳：小伙子，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比什么强啊。老太太说得对。但我不是老太太，我知道，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日子，所具有的安全边界和福祉空间是非常脆弱、偶然的，胡曾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夯实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和福祉。
在胡曾住进自由城小区时，我很为他们有了一个小家高兴。但很快地听说胡佳被带走的消息，那时的金燕刚从人民大学毕业，一个小姑娘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家大事，让我很不放心。我打电话托朋友去看她、陪陪她。结果姚公子遥自告奋勇地跑去，但也因此被警察看了半天。这样的情况多了。以至于我有一次郑重地请求梁晓燕跟金燕聊聊，结果她们俩人，50后的社会活动家和80后的新人类成了好朋友。
在极有限的见面机会里，我也劝金燕放弃，劝她做一个平常的作家。我跟她讨论我的社会演进纲要，中国人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变迁，我劝她以游记切入，多写记实类的文字。我们其实知道她是无法放弃的。因为她是那样骄傲、心疼她的丈夫，愿意为他分担、牺牲自己。这样的经验，使我在为郭玉闪潘海霞写证婚词时，再三为“我们时代的爱情”致意：“专制压迫到极致，爱到极致；社会黑暗到伤害，爱到伤害并回应了伤害。在我们当代的大陆中国，这种解放仍在进行，除了性独立出来颠覆、嘲笑社会成见和专制生活外，最优美、最纯洁、最坚不可摧的力量不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不是NGO的实践、不是中产阶级的发育，而是爱情。”我说，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胡佳先生曾金燕女士的”。
但胡佳、曾金燕的战斗状态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胡佳的肝病，金燕的低血糖非常严重。2007年春节，大年初八，高耀洁先生赴美前一天，胡、曾也将去香港，我请他们吃饭。跟高先生坐在一起，感觉她比胡曾还要健康，听我说起一道菜古人称为“薇菜”时，高先生立马背诵起“伯夷叔齐采薇饿死首阳山”的段落，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中外闻名的医生，无数艾滋病人心中的活菩萨，居然如此熟悉中国经典。问高先生，她说，年轻的时候读私塾，除了易经，四书五经对她来说都是滚瓜烂熟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仍那样清晰、敏捷、健康，那样耐看，实在是造化的神奇和大德，让人不禁对生命本身感恩。但高先生说她想死，死了百了，她对我说，活着没意思了，河南没法儿呆。这样的话让我伤感。
让我伤感的还有，跟大家分手时，我拥抱了曾金燕，我觉得可以轻而易举地抱她转几圈，她曾经重达120多斤，但现在瘦得骨感得可怕，80斤出头儿。
很快收到她怀孕的消息，我只能劝能多吃一点儿、长胖一点儿，好好照顾自己。这些话多么空洞啊。这种空洞甚至让我羞于跟他们联系。直到九个月后，金燕短信说将要临产，请我帮着给孩子取名。到11月13日，收到金燕短信：胡金的女儿于11月13日4点23分出生3370克母女平安感谢佛祖。孩子五行缺土，我跟人商量，最后取名胡晓佳。胡佳之女，拂晓前出生，我给他们的建议仍是着眼于做一个平常的中国人，取一个平常的名字。半个月后，11月29日，金燕说给女儿取名胡谦慈。10天后，12月8日，金燕说：宝贝蒙法王加持又名丹增贝玛增字土偏旁也补了缺土之憾吧。当时的我都在外边，也就没有回复金燕。
太太多次絮叨，要我去看看金燕。但我懒忙，一直没有去看金燕。从海南回到北京，就听到了胡佳被捕、金燕被监视居住的消息。我的感觉难以言喻。
一直有人跟我说胡佳跟警察的关系问题，似乎是说警察也只是执行命令的人，胡佳不应该跟有名有姓执行任务的警察发生冲突。国保警察们也跟我谈起过胡佳的激烈，一根筋，不可理喻，让他们的工作劳心劳力，他们做胡佳的工作比做任何人的工作都委屈。比起胡佳的不可调和原则，我们跟国保警察的互动关系，我们的软弱、怯懦甚至配合都显得正常，其实诡异，让警察们感觉轻松。但也因此，胡佳的言行招惹警察们仇恨。
很少人想到这里面的历史逻辑。经历了太多的复仇、审判，我们应该知道了正义实现的形式。胡佳的遭遇，无论如何收场，正义仍会现身。韩国的光州事件至今已经成了民主教育的案例。台湾的一二八事件，历经60多年，仍在实施其审判和报复。胡锦涛称为“十年内乱”的文革同样被清算、拨乱反正。对胡佳的压迫同样如此，会有反动的，会有清算的。我不是基督徒，但用得上圣经上的一句话，对胡佳的任何打压、残害，都会有更重的报复。“流这义人的血，罪责由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承担！”
一直有人在为警察乃至军警特们开脱，认为跟他们较真是冤枉了他们，似乎他们很委屈，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警察为自己行为辩护的还有两点理由：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听谁的；他们真心觉得中共的领导不错，他们在为中国的繁荣和崛起服务，他们的主动作恶是一种必要和不得已。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用我一朋友的话来说，他们早过十八岁了，他们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他们更知道一个中国国民与法律的关系。越过法律的程序，无论他们是听从黑社会的指令，听从老板老大的指令，还是听从政府部门的指令，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
三四年前，我曾经说过，“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中宣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法轮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这些设想今天正成为现实。可以说，那些荼毒城市小贩的城管，那些传统王朝都未禁止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经营、今天却在三令五申禁止农民经营土地的城市官员，那些禁止民众聚餐的爪牙，那些威胁、命令出版社、书商不要出版某人书稿的国保警察，那些禁止发表某人文章的太监编辑，等等，无论他们今天如何得意，他们都被记下来了，他们也会受到惩罚、报应。
也因此，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要写下我对胡佳、曾金燕的思念，写下我对他们怀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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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3月24日 （《北京之春》2009年1月刊首发，12月下旬开始订户应能读到印刷版。感谢《北京之春》同意我提前在博客发表此文。）